作家年谱与文学编年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期待,而今已成为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其他规模较小的断代或分体文学编年史,也偶有所见。而由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被学术界视为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与研究的兴盛,相关理论问题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比如:编年体文学史何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趋兴盛?与纪传体文学史相比,编年体文学史有何长处?又有何短处?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既关注细节又关注“古今之变”?编年体文学史的兴盛将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变化?凡此种种,都耐人寻味而又引人注目。本次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学术界关心的部分问题做了探讨,期待学界同仁参与讨论并不吝指谬。     

编年体文学史如何建立统一性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期待,而今已成为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其他规模较小的断代或分体文学编年史,也偶有所见。而由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被学术界视为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与研究的兴盛,相关理论问题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比如:编年体文学史何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趋兴盛?与纪传体文学史相比,编年体文学史有何长处?又有何短处?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既关注细节又关注“古今之变”?编年体文学史的兴盛将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变化?凡此种种,都耐人寻味而又引人注目。本次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学术界关心的部分问题做了探讨,期待学界同仁参与讨论并不吝指谬。     

文学编年史编纂的三个原则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期待,而今已成为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相继出版问世。其他规模较小的断代或分体文学编年史,也偶有所见。而由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被学术界视为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与研究的兴盛,相关理论问题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比如:编年体文学史何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趋兴盛?与纪传体文学史相比,编年体文学史有何长处?又有何短处?在编年体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既关注细节又关注“古今之变”?编年体文学史的兴盛将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变化?凡此种种,都耐人寻味而又引人注目。本次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学术界关心的部分问题做了探讨,期待学界同仁参与讨论并不吝指谬。     

还原文学文本的历史现场——评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方面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如吴福辉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而由钱理群先生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三位先生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下简称《现代文学编年史》）则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新的收获。《现代文学编年史》规模宏大,浩浩三大卷,时间跨越整个现代文学时期,内容则与传统文学史有较大差异。     

傅璇琮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兼谈我与傅先生的学术交往

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史写作经历了众多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传统的文学史以及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学通史、文学编年史、文学源流史。其中,傅璇琮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是后三类的积极倡导者。从宏观上来说,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     

“大文学史”观念下的写作

当初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下称《编年史》）的写作时,一方面是认识到文学史写作的多元时代就要到来,认识到文学史多样化的可能性终将转化为现实性;另一方面,因我刚刚出版了个人著述《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下称《发展史》）,油墨还未干呢,我便自问：我有必要马上又跨入一种集团式文学史的漫长写作旅途吗？而且,     

Structure · Criticism · Space——Discuss on the Enlightenment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from Wellek's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文学史理论是韦勒克文论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主张写一部既是文学的(“文学”史)又是历史的(文学“史”)书,从“空间”角度厘定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构成结构、批评和空间三维透视的立体文学史现.这种三维透视的立体文学史观,对当前中国文学史写作探索提供了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再创文学编年史新境界——评赵伯陶先生《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

史书有纪传与编年之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撰著的兴盛，文学史撰著体例也逐渐形成近于史家纪传与史家编年相区别的传统。文学编年史侧重于文学史料、史实、史事的清理与把握，对文学发展进程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纪写，从而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学历史进程，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赵伯陶先生分撰的《明末清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赵著），以明末清初（1601——1700）这一风云动荡历史时期的文学为研究对象，采用编年的形式，纲目结合，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明末清初百年的文学史风貌。全书史观宏阔，     

裂变与整合：在新文学与俗文学之间

新文学和俗文学之关系关涉文学规范的调整和文学史的书写。从两者“二项并置”中检视以往文学经验，在文学文化学的整体视野下寻求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先驱者的启示--纪念黄人《中国文学史》撰著百周年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之一,黄人1904年开始撰著其《中国文学史》;并于1907年,作为教材由东吴大学堂内部出版。虽然是中国文学史初创时期的专著,但黄人《中国文学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从“精神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自然不妨破成格而广取”,“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以及分期和体例的匠心独运等方面,论述了黄人《中国文学妨对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