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逊卒年研究

何逊是南朝梁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作家,通过对其两首晚年诗作《赠江长史别》和《赠族人秭陵兄弟》的作年分析,大体可以澄清其卒年问题。江革天监十八年辞别何逊,离开江州,《赠江长史别》应该作于是年秋天。何逊族人何思澄天监十八年迁秭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赠族人秭陵兄弟》当作于此后不久的天监十八年深秋。慎重一点的结论是,何逊卒于天监十八年至普通元年之间,笔者则更倾向于是普通元年的早些时候。     

杨慎卒年卒地新证

杨慎的卒年卒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讨论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文海》中杨慎墓志铭等资料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卒于昆明高寓所,终于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     

魏禧卒年及字号考

魏禧作为“清初三大家“为人们所熟识,但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并没有太深入,乃至于魏禧的卒年及字号就有好几种说法,不是很准确,难免令人遗憾.基于此,本文作一考证,希望能有所裨益.     

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祢衡《鹦鹉赋》作年新考

《鹦鹉赋》作年,学界有建安三年（198）、四年（199）二说,通过梳理祢衡生平,考定《鹦鹉赋》作于建安二年（197）冬。     

张良卒年考订

关于张良卒年，据《史记》、《汉书》有关《表》载，当为高后二年（前186年）。但历代史书及后世工具书的记协颇不一致，其原因亦较复杂，自当有年考订。     

李斯之卒考辨

李斯之卒年,据《李斯列传》记载,在秦二世二年七月,并且被赵高陷害与他人无关,而据笔者考证,李斯卒年很可能是在秦二世二年的年底或是秦二世三年的年初,且李斯之死与冯劫、冯去疾二人之死有关,皆为被赵高陷害,当以《秦始皇本纪》记载为确。     

杜甫卒地卒年卒因的重新辨析

杜甫逝世尚存悬疑,对《杜甫在湖南.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一书及其他专家的论点论据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需要重新探讨、商榷杜甫的逝世地点、原由和时间问题。     

释赞宁籍贯和生卒年考

释赞宁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史学家.关于释赞宁的籍贯和生卒年,后人存在分歧.结合有关文献对此进行深入考证,可断定释赞宁籍贯为浙江德清,生于粱贞明五年(919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寿八十三.     

杜牧卒年辩证

杜牧卒年大致有三种说法：大中六年说、大中七年说和大中十一年说，前二说皆误，后说尚有可能，但仍需考证材料。     

20世纪90年代以降西方鲁迅研究的基本走向

本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北美、澳洲和西欧国家关于鲁迅研究的基本面貌，对英语、法语和德语世界鲁迅研究者的重要观点、学术理路、研究模式进行总结和评价，指证了他们著作和论文所显示的创造性，同时也道出了他们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生肖测试”、概率模型、邮包问题——三个数学应用意识培养的典型案例

本文讨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及其培养,给出“大众化”的数学知识应用的3个典型案例。     

鲁迅与现代报刊之关系研究

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主要依靠报刊刊载,他还承担了大量的报刊编辑工作,在精神上、经济上支持了一些报刊。在报刊林立的20世纪30年代,他所开创的现代的、体现大众话语权的文化空间,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其在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的独特地位。     

段国超先生的鲁迅研究

段国超先生二十多年来的鲁迅研究大致经历了学术准备，学术成熟和学术跃迁三个阶段，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影响比较研究”的格局中展开的，其研究成果在新时期中国鲁迅研究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北宋“宣和裱”装潢艺术初探

中国传统书画装裱艺术之中有一种式样被称之为＂宣和裱＂,是北宋徽宗赵佶内府收藏书画的一种装裱形制,因徽宗宣和年号（1119—1125年）而得名。此种式样以形制规范、用料考究、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至今仍广泛流传且影响深远。     

洪钟大吕出陵川——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诞生地考证

历经一年多艰辛考证,我们的结论是：位于太行之巅的陵川是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的首创地和首唱地。1938年春,桂涛声、冼星海,李曼等人带领陵川儿童宣传队在陵川佛山即兴创作并初唱了《在太行山上》。1938年7月前后,回到武汉的桂涛声把歌词誉写给洗星海,洗星海对曲谱进行了二度创作,并在武汉开始演唱。从此这首英雄的战歌,唱遍了太行山,唱红了全中国。     

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

在鲁迅与范文澜的交往过程中 ,曾经有过一个从敌对到和解的曲折过程 ,由于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回避 ,这个过程已经难以原原本本地还原。不过 ,与此相关的基本事实 ,却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 ,并且为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和认识相关人等的精神面貌和复杂人性 ,提供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关于中国鲁迅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鲁迅学的界定符合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客观实际。鲁迅研究的学科化，是要使鲁迅研究的战斗性、革命性和现实性更为理性，更为科学。《中国鲁迅学通史》的有些章节没有坚决贯彻“中立性研究”原则，感情色彩过重，是一大憾事。对鲁迅局限性和负面影响的研究，是一种科学性很强、难度很大的严肃工作。黄宗羲明亡之后，寄愤懑于巨著《明儒学案》，以学术史的形式总结了中国学人思想探索的得失。此书的“玄机”和“书眼”亦在这里。     

评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西游记》研究

胡适、鲁迅和郑振铎三位先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开创者.胡适、鲁迅对古版<西游记>评点的批判和否定,以及稍后郑振铎所勾画的古版<西游记>演变关系,都曾为<西游记>论界所赞赏和反复引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他们关于<西游记>评点和版本关系的论述,多有失误,不足为法.     

2004年晚唐文学研究综述

2004年发表的晚唐文学研究文章约有75篇（不包括李商隐和杜牧研究）.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提出不少新观点、新见解.特别在考证方面,充分显示了研究者们严谨求实的学风.今就所见,择其要者,从诗人及其作品考论、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研究、文学流派研究三个方面分别简要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