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纪录片的叙事分析——以《西藏一年》为例

以真实为核心的纪录片,其叙事结构是纪录片的存在方式与意义体现,是创作者赋予材料以意义和解释的方式。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以《西藏一年》为例子,阐述和分析人文主义纪录片的叙事内容、表现方式和结构等,从最大程度上实现人文类纪录片的表现效果。     

国际化视野与我国藏区纪录片的对外传播诉求——以《西藏一年》为例

在全球化格局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对外传播是提升国家形象、增加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手段。纪录片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传播方式,也担当着对外传播的重要使命,而以西藏为题材的纪录片则是防止大家"误读"西藏和与"藏独"等反华势力争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将以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反响的纪录片《西藏一年》为例,寻求我国藏区纪录片对外传播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真实的西藏——从“三贴近”解读《西藏一年》

《西藏一年》是导演书云2006年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带领摄制组在西藏第三大城镇江孜,与八名普通藏族人朝夕相处一年,拍摄制作成的五集纪录片。该片播出后,引起了很大轰动,获得了多方的认可。本文试从＂三贴近＂的角度对其成功之处进行简要的分析。     

涉藏纪录片的转型策略探讨——以《西藏一年》为例

《西藏一年》是近些年涉藏纪录片的一个突破,它从八个普通藏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入手,真实地描绘了西藏江孜地区社会各阶层的风貌。它的出现也改变了中国涉藏对外宣传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局面。这主要得益于制片人"对外传播"理念的转变。本文通过对西藏对外传播的紧迫性、传统涉藏纪录片的困惑、西藏一年的成功经验进行思考,试图找出涉藏纪录片对外传播的具体技巧,以期更好地学习纪录片的创作之道。     

论涉藏纪录片真实性把握的六个平衡——以《西藏一年》为例

本文以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涉藏题材纪录片《西藏一年》为例,探讨了在国际传播背景下,涉藏纪录片对于真实性把握的六个平衡关系。     

从《牧魂》看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与发展

本文以多次荣获国际奖项的《牧魂》为例,通过对其民族文化、情感性、结构、画面、拍摄手法等方面的创作特色的分析,概括出了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特色,并探讨我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问题。     

从《西藏一年》看中国纪录片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任务

纪录片是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窗口,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中西文化在历史、语言、审美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本文意在通过《西藏一年》从纪录片的内容、故事、人物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纪录片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更好地承担对外传播的任务。     

《西藏一年》:影像民族志的新面向

《西藏一年》运用参与观察的田野方法从影像民族志的视角解读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而这部民族志纪录片也赋予了外宣片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中国电视纪录片未来发展方向

纪录片有两大重点:影像手段与记录真实,而这两点一定会成为纪录片未来发展的重点。本文以国外纪录片为例,就中国电视纪录片未来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从《昆曲六百年》看文化纪录片创作的“多元语法”构成

我国的文化纪录片创作,近来为适应纪录片市场化运作的传媒语境,呈现出创作语法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以《昆曲六百年》为例,解析了在其拍摄创作中“多元语法”的构成要素和实践过程。     

从《舌尖上的中国》看中国纪录片的品牌构建

纪录片的品牌化构建在当下中国并不被广大人群所熟知,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的成功,纪录片的品牌化构建逐步成为纪录片宣传推广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舌尖》之所以成功的因素,结合品牌和营销的定义,从纪录片的品牌价值、营销学和纪录片品牌构建以及品牌的延伸三个方面对纪录片品牌构建进行研究分析。     

从《档案》热播看电视纪录片的生存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自80年代末,开始崛起且日益蓬勃。从国家意识浓烈的《话说长江》到个人口述色彩浓郁的《档案》,电视纪录片的形态一直不稳定,栏目化是其生存常态,并时时受到商业化的威胁。如何保证电视栏目的收视率,提高节目的广告销售额成为电视纪录片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本文从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的热播入手,试分析电视纪录片的生存...     

从人类学视角看纪录片《藏北人家》

《藏北人家》通过＂再现真实＂的拍摄手法,以生活在4700米高原上的措达一家为线索。记录了远离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古老文明形态——畜牧业文明。通过＂再现＂这种文明形态下的普通人家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这部影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具有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     

从《流浪北京》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面把艺术分成三类:说明性的艺术、情感性的艺术和道德性的艺术.①这正暗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任务是为政治服务,高高在上的创作视角、充满说教的造作色彩、空洞乏味的内容、立场鲜明的先行主题,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即说明性的艺术.1990年,吴文光《流浪北京》横空出世,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开始了对人的关注,尤其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他们用一种平视的视角对待拍摄对象,摄像机成了他们的悲欢离合的见证者,这类作品归类于情感性的艺术.     

从《透视人体》系列看纪录片的拍摄

《透视人体》系列节目是由BBC拍摄,通过《探索》(DISCOVERY)频道引进到中国的一套科技题材的纪录片。科教题材几乎一直是纪录片的必选。用记录的方式讲述科学,有一种权威感,这与科学的权威感是一致的。另外,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科学之后,再利用大众传媒进行传播,符合人们对于传媒教育功能的期望,虽然关于传播效果的争论由来已久。不管怎么说,人们在用纪录片记录知识。在“一切皆娱乐”浪潮的影响下,似乎连纪录片也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探索》亚洲网络的中国区副总裁曾指出,将《探索》的节目称为纪录片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探索》的电视片是纪实娱乐节目。     

错位时空的仰望:纪录片《那一年我们正年轻》的叙事探析

纪录片《那一年我们正年轻》立足当下,回望过去,是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该片共有五集,分别是《天使少年》《未来之梦》《英姿飒爽》《无所畏惧》《超越生命》.彼此之间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将过往英烈与当下青年的故事进行了明暗双线的有序结合.纪录片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表达让位于抒情,既讴歌当年雨...     

苏叔阳 从《中国读本》到《西藏读本》

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到苏叔阳的《中国读本》。     

从《望长城》看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

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发端于新闻纪录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民族伴随着“文化寻根”的兴起,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经历了一个过程,即用单一图文贴片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到借鉴和充分使用电视手段与电脑数码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表现方式,站在现代人的视角,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展现千年历史长河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央电视台1991年播出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望长城》,为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树立了新的典范。     

从《发掘记》看考古类纪录片的新表达

近年来,各类型的考古纪录片蓬勃涌现,逐渐成为了我国进行文化传播、建构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央视播出的《发掘记》,拓展了传统考古类纪录片的表达形式,也在视听层面和内容选择上做出了新的尝试。本文从视听处理、融合探究、内容传播等方面,分析了《发掘记》所呈现的新艺术效果以及具有的文化意义,旨在探讨考古类纪录片的现实价值。     

从《西藏一年》探寻电视纪录片对外传播新方式

《西藏一年》是一部较为独特的纪录片,无论是它的作者、它的创作和播出时机、它的传播效应,都具有某种不可复制的特性。这部独立制作的作品经由BBC播出,在三一四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被西方媒体誉为客观展现西藏的纪录片影像。2009年7月,这部作品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虽然它有很多特殊之处,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对外传播需求日益强化的今天,《西藏一年》的成功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