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可能”还是“不可能”?——再读《公共舆论》之感

李普曼在发表《公共舆论》时,传统媒体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限制,舆论的主体(公众)、客体(事实)和本体(意见)都存在着缺陷,舆论"不可能"成为可能;然而,在网络时代,形成舆论主体、客体和本体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舆论开始出现"可能"的表象。但是,一方面由于网民只能更加接近"外部环境"的真相而永远无法得到真相,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本身权威性的缺乏,公共舆论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可能"的。     

从消费异化到舆论异化:明星符号消费的逻辑、表现与困境

消费主义时代,明星一方面以物品形态被公众消费而消解自我意义,另一方面以符号光环体现时代特点。公众对明星符号的消费异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私人生活的强烈窥探欲,二是对网络技术的非理性崇拜,三是习惯交易行为的公众往往在公共事件上呈现出消极旁观状态。沉溺于明星符号的公众日渐失智,事实与真相被掩盖在商品和符号之下,暴力滋生于异化的情绪与舆论表达。因此,呼唤理性与法律的回归才有望打破被神话的虚假图像。     

解读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舆论——由“李杜之争”谈起

1922年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李普曼发表的《公众舆论》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引起的巨大反响。书中李普曼强烈抨击了传统参与式民主的弊端,认为公共舆论含有非理性因素,而日益发展的大众传播的再现化手段更是不利于公众把握社会议题,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只能带来社会的混乱。作为美国传统参与式民主的积极倡导者,杜威则为参与式民主正名,指出大众传播能够促进公众意见沟通,是公共舆论形成并影响公共事务的渠道之一。本文旨在将"李杜之争"简做梳理之后将其二人有关公共舆论的观点放置新媒体环境中以作新的解读。     

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舆论》出版百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

公众本身可能是幻影，而舆论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众不可能构建民主的真正基础，此即《舆论》一书的核心内容。对于公民组成社区而致力于某些更高公共利益的想法，李普曼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之一。然而他的论敌杜威坚持，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知识只能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关键是“改善辩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我们看到，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未消失，而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步入网络社会，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噪音与无知；然而只要能够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实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     

新媒体语境下塔尔德和李普曼公众舆论理论探析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将他称为传播学家,但是他对"群众"公众"舆论"等传播学领域的许多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沃尔特·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对"公众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本文将归纳分析塔尔德和李普曼笔下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结合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语境下理性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旨在获得理性公众舆论形成的途径.     

新实用主义真理观视阈下西方事实核查实践探究——以RMIT ABC Fact Check为例

事实核查作为媒体等机构应对虚假信息,保障真相的某种重要手段,似乎阶段性上升为热点话题。本研究以RMIT ABC Fact Check这一澳洲目前规模最大、运营时间最长的事实核查机构为解剖对象,一方面通过实地调研补充了稀缺的"双公共机构"事实核查案例,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其背后的哲学意涵,厘清了事实核查与真相的关联,为当下特定国际政治背景下理解事实核查提供了新实用主义这一理论视角,并对新闻真实研究做了有益补充。研究发现,新实用主义视阈下,事实核查机构搁置真相是什么的理论性探讨,从更具可操作性的事实入手进行核查;强调真相的主体间性而非简单的客观性;突出语境和对象在真相认知中的重要性;通过与受众开展透明的对话而非"客观"形成有关真相的共识。此外,"正当理由"在框定核查边界、选取核查言论中意义重大。事实核查提供的真相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发挥着民主监督和服务公众决策的现实作用。除了提供具体言论的核查结果,事实核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助推培育批判性思维和务实、谦逊的社会文化氛围。     

公众舆论视角下的宁波PX事件

【摘要】本文从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所论及的分析舆论得从它的起点：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形象反应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的观点,探讨宁波PX事件中舆论从和平走向暴力的原因、舆论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及理性舆论在当下生成的现实可能性。     

弥漫在孤独中的理性——从《公众舆论》中的“成见”谈起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是传播学中的奠基之作。公众在成见的预设之下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印证,选择性接受信息,并维护着自我以及群体的成见,形成了一次次群体性的网络道德审判和暴力性事件。本文从这个角度探讨理性公众的可能性,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意识。     

微博之于公众舆论的价值刍议

作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李普曼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和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然而,自媒体时代的生态环境已经与李普曼所处年代大为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带给公众舆论新的价值与可能。     

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 ,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 ,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 ,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 ,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 ,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多元社会中的公众与舆论的关系:以李普曼的公众观为视角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后工业化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何在社会与个人之间搭建桥梁,传播学家李普曼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围绕"幻影公众""局内人"与"局外人"等概念,阐释了多元社会中公共舆论运行的机制.李普曼的公众观虽然有着浓厚怀疑主义的色彩,但对当代多元社会中舆论的引导与规范提供了新视角.围绕着现代多元社会中的公众角色以及公众与舆论的关系的讨论应该成为当下传播领域的重点之一.笔者认为处于公共舆论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应积极适应不同舆情中所扮演角色的转变,以促进公共舆论更好地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浅议互联网对于公众舆论的积极意义——网络时代重读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了阻碍公众舆论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的种种因素,这种分析自然给人以"公众舆论是不可能的"的结论。本文结合李普曼的思路,从公众舆论的三要素切入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舆论,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前景将使公众舆论一步步接近可能。     

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

中国具有理性传统,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需要强调理性,需要培育自信、从容的理性社会心态。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时期,面对自媒体快速膨胀带来的非理性挑战,主流媒体应先于公众培养起理性自觉,克服内在偏见、坚持理性追求、储备理性能力、丰富理性实践,用真知、真实、真情的理性态度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弘扬正气、凝聚共识,逐步培育公众理性,推动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构建。本文将以媒体一线从业者的视角尝试讨论这一问题。     

互联网:能否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

<正>谈到公众舆论我们就不得不谈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李普曼撰写的《公众舆论》一书,其在传播史上产生了影响深远。公众舆论,中国古代称之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但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公众舆论是什么。所谓公众舆论,我们通常认为是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共同的准确的倾向性看法。在李普曼看来,当时的社会条件要真正发挥公众舆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拟态环境的影响。其一,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状态。     

失真、非理性与主体失落: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失范现象——以江歌案为例

本文探讨了网络舆论在"后真相时代"中的失范现象。通过对个案的梳理分析表明,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意见和网络舆论的表达路径和指向,具有深层次、多方面的生成根源,该过程深刻地体现了"后真相"时代中网络传播的情绪化、社交化特点,同时也暴露出网络舆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信息失真、主体失落、非理性与群体极化、网络暴力与舆论审判等。对此,网络舆论的规范需要从媒体、个体、传播环境和传播技术多个角度进行切入,以实现网络传播的高效性和规范化。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后真相是指在互联网新媒介发展背景下,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认知和判断会忽视事件的真实状况,受到情感、情绪的影响,并倾向于表达对事件的情绪化立场和观点,这对舆论引导形成了新的挑战.为此,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需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领责任,及时传播权威新闻事实;把握公众信息认知规律,注重公众情绪的理性引导;合理规划社会正向舆情信息,及时化解负面舆情.     

是否可能? 如何可能?——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的分歧

处于不同时代的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两人都热衷于探讨新闻与民主的关系,但两人思想的分歧是明显的。概而言之,就新闻是否能够促进民主问题,李普曼是悲观主义的,舒德森是乐观主义的;就新闻如何促进民主问题,李普曼是批判性的,最终滑向了政治精英论,舒德森是建设性的,即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     

探析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舆论形成的嬗变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著作——《公众舆论》,在这本书里,他深刻而又详细地阐释了两个对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条件,即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李普曼所在的"报纸时代"早已步入了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出现与发展给社会带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本文结合李普曼的观点,探析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舆论形成的嬗变。     

说真话是记者的天职——访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

15年来刘畅几乎走遍了中国，从西藏的珠峰大本营到东海的苍茫海岛，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到新疆的边防，刘畅进行了很多的调查性报道。刘畅将新闻理解为是一种精神和生命的追求，作为一个记者说真话是一种天职。不欺骗公众、勇于揭示真相．是记者职业不可推卸的责任，报道真相是履行记者责任的起码要求，他认为新闻人应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永葆一颗纯洁的心灵，尊重事实、还原事实，揭露对国家、民族有意义的真相。记者的精神气质是：诗人般的激情、作家般的叙事能力、史学家般的客观理性、法学家般的公正公平及哲学家般的思考思辨。通过报道事实让生活更加美好，社会更加进步，是一种发自职业本能的崇高信仰。     

探析事实核查的方式与特点

这是一个"雄辩胜于事实,情绪优先理性"的后真相的时代,谁拥有了情绪谁就收获了眼球。技术赋权,人人皆可发声,在与技术实时传输的博弈中,新闻真实逐渐丧失阵地,虚假新闻大量出现。为净化新闻生态,国外媒体机构开展了大量的事实核查的工作,进行了大量事实性核查报道。本文以华盛顿邮报、BBC的事实核查报道为案例,分析事实核查的具体方式和特点。以腾讯"较真"平台为例,分析国内商业机构在事实核查方面所做的探索,以期为在事实核查方面尚未起步的国内媒体机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