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续追问"的继续追问——与岳增学先生商榷

读了岳增学先生发表于本刊2004年第2期的《语文课程的性质就是语言性--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继续追问》一文,笔者觉得,岳先生把语文学科性质定位成"语言性"未免失之偏颇;而对于"工具性"的否定,笔者亦不敢苟同。 首先,岳先生动辄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来批判论证,这本身就是个"方法论取向"的偏颇。倘若按岳先生的视     

“语文能力”目标的重新审视——“新课标”语文课程性质观下的目标解读

对于“语文能力”目标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纯粹的工具性能的层面，语文能力内在地包含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人文因素。“新课标”提出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种统一，首先应该在“能力”目标上达到统一。对“语文能力”目标的具体内涵加以重新审视，探讨其中工具与人文的交融与渗透，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指导语文教学实践。     

与国君同志商榷

读了魏国君同志写的《语文课程性质质疑》,深为他那种好学求真、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绝不人云亦云的精神所钦佩。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对语文教学中某些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而又有独到见解的。不过,他的一些基本观点仍有商榷的必要。一、“基本特点”和“本质属性”我们讨论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前提: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应仅仅从概念出发。如果只从概念出发,在概念上兜圈子,有些问题是永远也争论不清的。我们面对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呢?是在教学目标上的左右摇摆,一提“工具性”,就否认语文的人文教育;而一强调“人文性”,就忘记了语文课程培…     

关于数学课程标准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兼与宋宝和先生商榷

本人在《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8期发表了《关于数学课程标准的若干思考》(以下简称《思考》)一文，从数学课程标准的总体目标、过程性目标、问题解决、情感与态度、学习方式、评价等五个方面，对‘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数标》)及其实施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了思考，希冀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国内同行对《数标》的深入讨论，使之逐步走向完善。宋宝和先生于2004年《当代教育科学》第7期发表     

语文课改的六大追问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对语文课程性质最科学的表述，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应该偃旗息鼓了，可事实不是这样的。“工具说”和“人文说”争论还在继续，对此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前些年由于过分强调工具性，课上教师重在讲知识，对学生进行机械的、重复的、枯燥的训练，忽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忽视个性的发展，使人文性丢失，以致学生思想单纯，情感冷漠，悟性差，缺少创新，     

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目标的取向——兼与徐林祥、杨九俊二位先生商榷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非叶圣陶于1949年创造。"语文"与"国文"不是同一概念,中学语文课程经国文课程继承了晚清早已经独立设科的经学和中国文学的衣钵,二科合一科,任务之重远远超出了语文课程本身的负荷,也造成课程目标模糊和课程内容混杂的问题,而旷日持久的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也源于此。须给语文课程减负,促成母语课程框架下的语文科和文学科的分科教学,使母语课程真正走上科学化建设的轨道。     

“过程与方法”是课程目标吗

课程目标是课程实施的灵魂，是一切课程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过程与方法”作为课程目标之一，是课程标准的突出特点，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正确把握这一课程目标，方能促进课程的有效实施。     

关于语文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兼与刘沛生同志商榷

《湖北教育》2003年第1期刊发了刘沛生同志的文章,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也引发了笔者对课程标准以及语文教学的有关问题的思考,现结合自己对《课程标准》的学习体     

语文课程内容建构的原则——与王荣生先生商榷

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已逾三十年,至今仍不明白"语文"是什么,不知道"语文"课教什么。钱梦龙老师说:"语文教师们教了几十年语文,到头来却连自己教的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都说不清楚,真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看来,我这样的"语文"教师不在少数。看到王荣生先生对于"语文"课程内容的研究,我对这种拔障除翳的工作满怀着期待。然而,王先生最近在《语     

语文课程标准应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

刚颁布不久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开始修订了。对此,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怎么修订?修订了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这是大家所关心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顾名思义”还是“循名责实”？——与马执斌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马执斌先生的《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是当务之急》。文中，马先生对课程标准的由来，叶圣陶对“课程标准”的看法，以及正义原则的“永恒”性等进行了“顾名思义、循名责实”的阐发，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重要依据。“顾名思义”是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出来的，“循名责实”是以未知为前提，“求”出来的，两者本不是一个意思。笔者也借用这两个词汇，求证马先生的立论，与马先生商榷。     

文学与“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及实施建议中多处提出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要提升学生的“审美境界”。我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境界”，最好让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作品的鉴赏，特别是对教材中描写忧愁的文学作品的鉴赏来培养和提高。描写忧愁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愁”文学，它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     

“语文”就是语言——对近年来关于“语文”之争的清理

新课程改革以来，围绕语课程与教学的若干问题，争议一直颇多。关于“语”所指，同样是众说纷纭。近年来有三种观点很为活跃，即“语言学说”、“化说”、“言语说”。笔对此“三说”实在不敢苟同，借此陈述己见，就教于方家。     

“工具性”和“人文性”是怎样的“统一”？

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问题,似乎也是最说不清楚的问题。新课程标准给语文的定性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看上去讲得明明白白,似乎使“工具论”和“人文论”的长期争论有了一个双方都满意(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不满意)的结果。这个结论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是怎样的“统一”?也许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讨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杞人忧天,自找麻烦;不思考、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悲哀的“工具性”

语教学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汉语言能力，应该说，“工具性”是语教学的本质属性。但从上世纪50年代始至今，在语教学中，“工具性”就从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过，这不能说不是语教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