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小说《生命册》的离土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李佩甫的《生命册》塑造了一批离土者人物群像,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挣扎着生存的成长历程。小说借助离土叙事的手法,一方面反映了传统乡土文化独特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隐射了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小说不仅批判了城市文明侵蚀乡村美好文化传统的现象,还传达了作家对乡土文化传承断裂的忧思。     

从模仿到本土化回归——论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转向

文章结合80年代的文化语境,分析了先锋小说作家们在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现代文学进行模仿的深层原因,并详细探讨了由此造成的先锋小说的文本特点。由于90年代整个文化大背景的转变和先锋小说作家们自觉的艺术选择,他们的创作产生了一种向本土化文化和生存境况回归的趋势,文章详细探讨了这些小说在叙事、人物和文化意识方面本土化回归的表现。这种现象是80年代和90年代整体文学发展趋势的具体的展现,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新时期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论9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

9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以及农民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一些对农村抱有深切关注的乡土作家也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创作模式。在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作家对乡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所持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更为复杂,有的表现出了对乡村文化的怀恋,有的对乡村之恶大力鞭策批判,还有的表现出了对精神家园的回归。但人文精神却始终贯穿于乡土小说创作之始终。     

论当代河南作家小说中的乡村文化根性

当代河南作家的小说表现出以权力崇拜、家族意识和恋土情结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根性。这是由河南的文化传统、乡土特征决定的。从建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这种乡村文化根性应予以否定,但河南作家对此表现出复杂暧昧的态度。新世纪的河南文学要想寻求更大的超越与突破,作家们必须认真反思这一问题。     

火会亮小说创作论

火会亮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新乡土小说的总体风貌、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稳健老道的语言风格、鲜明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独特的创作视角、出色的景物描写六个方面。火会亮的小说一直在遣释、抒写着其文学生命深处浓重的乡村情结,并使其成为地道本色的乡土作家。火会亮的文学创作是90年代诞生并成长壮大的西海固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论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叙事缘由

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叙事缘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心理缘由——精神家园的寻觅;二是个性心理缘由——创作主体的童年记忆.此二者共同推进并促成了文本的生活层面和艺术层面的双重叙事真实.因此,读者在感受1930年代小说乡村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在被作家的叙事美学品格所感染和打动.     

寻根小说的叙事特征

“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出现在1985年,在这一年的前两三年间,小说创作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三次紧张急凑的“贴近现实”后,在艺术上出现普遍有待突破的情状。与当时的另一股“现代派”文学思潮一起,一系列寻根小说的出现打破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沉滞局面。本文拟采用西方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探讨寻根小说的叙事特征。这些探讨不仅限于文本内部,在某些时候还需要和小说的创作(作者)和阅读发生关系。从作家的创作看,寻根小说是当时一批作家在80年代中期“文化热”和拉美小说崛起的双重刺激下,调动自己的优势思想和经验资源,开拓小说创作空间,同时变相摆脱政治对文学直接影响的一番努力;从小说的接受角度来看,寻根小说无论是被赞为对传统文化的复归,还是被视为对蛮风异俗的猎奇,它在当时文学读者群中引起的轰动是巨大的。从叙事视角来看,寻根小说之前的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时,多为一种外聚焦式的全知全能视角,叙事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皆有确定的把握,在这样一种叙事者的支配下,情节线索稳定的按照某种因果关系(多为一种社会政治或伦理的逻辑)向前发展。而寻根小说中除了《棋王》、《商州初录》等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外,在...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主题类型及创作特 色简

20世纪中国的乡土文学,是受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以及东北欧等国描写乡村生活小说的启发和影响而形成的小说创作潮流.20世纪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于20年代,以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小说为代表.之后,乡土文学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小说创作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乡土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可以看作中国小说走向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写实小说的生存意识

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主义”作家登上文坛,掀起80年代文学史上最后一次文化热。这些作家以“零度情感”进行创作,将写作重心移到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上,在生存状态中探索人生价值和社会时代的意义。通过对新写实小说中生存意识的研究探讨,可以发现新写实小说创造的独特审美态度、它对文学做出的贡献以及最后走向末路的原因。     

读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李勇的新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围绕着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叙事“新交”这一现象,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心理和文化人格等主体性因素入手,对“新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分析和确认,在这种因素分析、价值分析和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的乡村叙事在199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这种显著变化做出非常中肯深入的评析.整部著作扎实厚重,个性鲜明,特点突出.     

中国古今小说以“红”命名的文化心理透视

纵观中国小说史,以"红"命名的小说不计其数,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何小说家喜欢以带有"红"字的名称来命名小说?作家为何喜欢写作以"红"命名、与"红"相关的小说?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类带有"红"字标题的小说的解读,来揭示这一文化现象,透视其中的文化心理,以便读者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小说,也希望能为中国作家以后的命名和创作提供一些参考。     

京派散文群体的文化选择

京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群体,作家在文化选择方面与时代主流意识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创作的独特性。他们的散文创作超然于政治斗争和商业化倾向之外,选择了纯文学的创作路子;他们在都市与乡村的冲突中,寻找散文的表现世界和文化表达。     

朱天文小说的眷村情结

朱天文是台湾眷村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十几年的眷村生活经历对她的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从其小说文本入手,把握眷村情结在其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探求眷村生活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对抒情小说文体的开创

郁达夫对抒情小说文体的开创 ,是特定社会客观环境和作家主动探索的产物。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留日时期 ,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中国旅日青年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对日本文学的态度 ,构成了他们致力于抒情小说的客观背景。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日本私小说的接受 ,作家自身创作旧体诗的深厚文学底蕴 ,渴望抒发苦闷情绪的思想动机 ,使郁达夫找到了抒情小说这一文体 ,并获得了成功。     

生命意识的自我回归与主观倾注—— 论寻根派文学

不了解乡村，就很难了解中国。作为中国乡村化的寻根文学很能体现中国情韵。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小说中又具有诸多作家贯注的主观意绪和现代色彩。文章以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为考察对象，从传统生命荚学角度思考了寻根文学在回归传统生命美学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新传统美学特征。     

论张虹近十年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

对于作家而言,年龄是一种写作资源。步入中年以后的张虹看世界的目光中少了几分纯净、诗意与唯美,多了几分冷静、沉重与无奈。从《都市洪荒》中我们不难发现,张虹小说创作的情感波澜被孤独情结、权力意识等因素所推动,这些因素同时也构成了张虹近十年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     

论新历史小说的三种型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题材成为创作热门。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相得益彰。新历史小说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以文化为底色、追求文化意蕴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中。二、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管造历史的迷宫;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与尴尬,是先锋派新的历史小说的尝试内容。三、生存化生态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新写实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论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

台湾眷村文学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以朱天文为代表的"眷村"二代作家,其对于眷村情结认识所经历的复杂变化,随着时间演化以不同形式的文本表现出来,展现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心理轨迹。以朱天文笔下的眷村书写为切入点,展示作家对眷村意象的把握和体认,探究其之于作家的重要意义。     

礼失而求诸野 --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1950年代文学"悬置"中的突围:历史转折和作家身份的变动

对于汉语文学写作而言,1950年代是一个需要“面具”的年代,无论是大陆、台湾与香港,还是东南亚地区和欧美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无不如此。由于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巨大文化压力,迫使作家割断自身的文化历史联系而使其创作被驱入“悬置”状态。但是,一些作家仍然在时代共名与国家体制之外寻求突围,在历史转折的阵痛中寻找自己的作家身份。文章主要以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文学为研究切入点,深刻阐释了1950年代文学的“悬置”以及在“悬置”中突围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