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歧视第一案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对人们身份的种种限制，当人们对某种限制的负面情绪积累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时．便会将其定位为一种“歧视”。户口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三大“歧视”。现在，户口歧视已有所松动．性别歧视也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惟有年龄歧视．仍被视之为当然，很少有人发起非议。     

半路老外

20多年前中国人发明“老外”这个称呼时，指的是那些出没在中国大地上的洋人。近些年来，人们发现，自己身边这样的一些“老外”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有国外身份，包括绿卡和国籍，但却生活工作在中国；他们不像早年的“海归”一样满嘴蹦洋文，外貌和行为举止看起来与普通中国人无异，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来他与某个遥远国度的联系。作为“老外”里的新品种，他们原先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现在的身份是：半路老外。[编者按]     

“转变观念”散论

“转变观念”散论方春东人们的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观念也应随之改变，观念的僵化是危险的。斯大林曾经说过，当历史的马车急转弯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不转变，就会从历史的马车上摔下来。当前，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语言气质及其形成的相关要素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人们这样评价一个人：“某某很有气质”，或“某某长相一般但气质不错”。人们对一个人气质的评价是一种审美情趣的表现，也是一种审美品位的表现。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评价的客体，节目主持人、播音员作为公众人物就更是如此。他们在节目中对社会事物展开评价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受众评价的客体。     

受骗青年勇追骗婚团伙

偏、远、穷地区青年的婚姻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便让那些一心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人以可乘之机，骗婚团伙应运而生。他们四处寻找猎物，一位叫黎望春的年轻小伙不幸“中彩”，他在想到借助于政府、法律、公安时，他更想到了媒体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是什么?当黎望春从本刊曾登载的文章中找到答案时，这便是社会赋予的媒体人在完成着他的使命。     

穷也要穷的有新闻性

一位贫困生,考取了大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根本交不起学费。他的父母四处筹钱,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们。最后,这位贫困生的父亲找到媒体,希望媒体能帮帮他们。有一位记者热情地接待了他。记者问：“你儿子考取了什么大学？”     

隐形冠军

古代哲人在深秋初冬的季节总讲究个“藏”字，但到了现代商业社会，这些富有哲理意味的古训却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眼下正值年度广告征订高峰，媒体不但不低调地“藏”，反而是要高调地“秀”。当人们把注意力聚焦于那些超大型媒体时，当造势的宣传让你情不自禁地怦然心动时，往往忽略的是那些像“隐形冠军”似的媒体。它们藏而不露，在“年年花落知多少”的动荡中，不知不觉地竟成了市场竞争中的“常青树”。正所谓“善战者不显赫赫之功”啊!     

中国不会统治世界

雅克唱起了“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高调,这对于多年来习惯听闻“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西方人而言,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不管怎么样,他们实在难以接受雅克所谓的“中国统治论”。     

“是这些年轻人搅乱了世界”

不只是6个人，中国目前已经有不少70年代出生的亿万富豪。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有知识有创意，他们在很短时间便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美国《财富》杂志的编辑说：“这些搅乱世界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尤其在中国。”     

受众的从众心理与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德国女社会学家诺伊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可见,受众具有一种“天性”的从众心理,这是形成社会舆论和社会流行的心理机制。新闻媒介由于具有权威性…     

如何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我国,“弱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主要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经济收入的不对称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称而产生的一些弱势人群。例如老人、孩子、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离社会的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相对偏远,而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对边缘群体有明显的歧视,他们很难进入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     

画中有话

“飞机很快就要降落了，请系好安全带。”；“新官要理旧事，还债也是政绩。”；“一人结婚，全村随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这简直像是出身论蔓延到研究生招考当中了。”；“明明是中国话，我怎么就听不懂他们说啥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公众享受着科学冢带来的科技成果，却不知道科学家是谁。”；“我们希望撤军决定是伊拉克人根据伊拉克的时间表做出的。而不是恐怖分子的时闻表。”；“如果卢森堡在全民公决中对欧宪说不，那就意味着朝宪法脑部开了最后一枪。”；“银行股份制改革已初步实现‘形似’，但从‘形似’到‘神似’还将有一个漫长过程，而最近连续发生的银行大案，更说明了‘神似’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一些冤假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能管、不能罚；能礼、不能兵。”；“离开了中国，国会山不知道要冷清多少”。     

镜像与花园之辩：算法歧视争议下的价值目标与伦理实践——基于工程师的访谈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     

几句话的力量

英国有一个叫玛莉娅的女孩,出生在南部农村一个贫困家庭。少年时,她的左脸上长出了一颗大大的黑痣,人们歧视眼光的袭来,令她痛苦不堪。而她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徜徉于书山学海之中,才能忘却四周那些嘲笑的眼光和内心深深的孤独。     

汉奸报人管翼贤的人生悲居

时光可以改变一切，却不会使人忘却。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6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时，内心仍然百感交集。国家处于存亡之际，又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置身事外?作为对国家命运、个人前途反应最为敏感最为迅捷的一群，“报人”在面对同一道难题时，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演出了一幕幕或可歌可泣、名垂青史，或可悲可叹、遗臭万年的历史话剧。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当我们再一次习惯性地将目光转向那些投身救亡运动的勇士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看看一些悲剧性人物戏剧人生的开场和落幕。     

传教士与民族歧视用语

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形象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语言方面，就是他们对于民族歧视用语的反对的同时又提倡对其他民族的语言歧视。     

编风小议

写作品要发表,出书要销售,够格与否,能不能面世,把关者何许人也?编辑。他们的“位子”至关重要,对作品有生杀之权。 作为一个报刊的编辑,对稿子是择优录用呢,还是论“门子”讲人情呢?用通俗的话说,是“认”稿呢还是“认”人呢?两种思想境界,两种职业道德,泾渭分明。我十分敬佩那些“认稿不认人”的编辑。     

责任成就事业

朋友转发来一篇文章，题目：“美国论坛里评价的中国人”。文中对中国人缺乏诚信与社会责任感、无情与自私、偷懒与缺乏教养，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爷”以及“心智健康”等大加评论。原本经常面对国人的陋习而发发牢骚，但当我面对这篇来自美国论坛的文章时，强烈的愤怒和民族自尊感油然而生，     

“搞传媒”还是“干新闻”？

汤耀国在《中华新闻报》上撰说。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当问及职业时，则答“搞传媒的”，使得人不得不再问一句：“是不是干新闻?”往往大都点头而已。为什么不直接称“干新闻”而代之以“搞传媒”?我想可能是与“传媒”一词的日渐走俏有关。当新闻仍是一项有待追求的事业时，传媒已迅速成为一个人们心目中的白领职业，这一职业名称因其宽     

白俄:游荡在霞飞路上的异邦孤魂

随着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当那些昔日沙皇陛下的贵族、文臣武将、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布尔什维克和沙皇这二者之间进行抉择时，他们便仓惶地亡命海外了。那些能说一口流利外语并在国外银行中有大笔存款的贵族阶层去了欧洲，其余的则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逃入了中国。于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名字———“白俄”诞生了。这是那些没有苏联国籍，没有苏联护照的俄国人的专用名字。从1918年初起，大批白俄开始迁居那时经济正处景气状态、且有着租界与华界并存特殊格局的上海。时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