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最早走出森林,我的先人 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 和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 和地动仪的子孙,在无数的 篮色的眼睛、 红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 宝石般的 黑色的眼畸。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犷在无数的 白色的皮肤、 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一身 大地般的 黄色的皮肤.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里万古不朽的 孑七夫子、 司马迁、 李自成、 孙宁山……还有文学中永远活着的 花木兰、 林黛玉、 孙悟空、 鲁智深二,…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一-黄土高原 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 是我沸腾的血型,长城 是我扬起的手臂…     

刘晓庆:我在毛泽东时代

我见过两次毛泽东。一次他站着,一次他躺下。一次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我们外地来的红卫兵;一次是在毛泽东纪念堂,我排队瞻仰他的遗容。每个人都说,初恋最令人难以忘怀,我遍寻记忆的苍茫大海,找不出我的初恋。在我的少女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毛泽东。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     

写作真幸福

当一个人的写作进入忘我境界时,我把这叫作“石头开花”。我相信写作是一种创造,一种信仰,一种追求,是切入人生的一个角度。人生短暂,艺术、水恒,让我不得不这样善待人生。红尘．只不过是人生树上的枝,枝上的花、叶。而爱好,才是树本身。爱好写作,我的选择没有错！我是不善在生活海洋中游泳的,那海水的苦,那波涛的激荡！一遍又一遍洗刷着我。我时常体验着挫折,背负着沉重,只有在写作时我才能够见到太阳,吸吮它的光,享受它的温暖。爱写作的人在伏案疾书的时候！是在体验真正的幸福。写作真幸福@赵桂梅     

耕耘者的快乐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也是一名新闻爱好者。十几年来,我一面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一面坚持业余新闻写作,先后被中央、省、地报纸、电台以及新闻刊物采用过120篇稿件。实践使我觉得,新闻写作虽是我的业余爱好,但在这块园地上,却浸透着我的汗水,飘荡着我的欢乐。我在学生时期就喜爱新闻写作。开始一段时间,寄出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没有因之灰心,仍然笔耕不已,1972年8月10日,稿件终于第一     

我与一名持枪抢劫犯的交往

这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交往。他的名字叫黄继伟,而我与他的交往,却是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他则是一名持枪抢劫在逃犯。记者节中一封同龄人的来信在2000年11月8日的“记者节”活动中,报社将我与29位同事的照片及联系方法分3批在报上亮相。当时我在报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叫程沽,今年23岁,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如果你有什么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不用考虑,给我打电话吧。”我的承     

粉恋如尘

我是一个美女。修长、洁白。 我是一支粉笔。我,还有那些在同一个方盒里的伙伴,命中注定要将一生奉献给黑板。 可是,当我见到了他,我才明白我的人生,原来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很期待,期待能被他握在手中,表达起他的思维。如果我是个人类女子该多好,哪怕奇丑无比,只要能亲口告诉他“我喜欢你”,也是心满意足……但,我是一个粉笔美人,修长、洁白,却只是一支粉笔。 他再一次走上了讲台,我欢喜地望着他。他却     

重笔彩绘抗洪图

对于中国,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对于记者,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一名军事新闻工作者,我有幸在九江参加了’98抗洪报道。抗洪是一个大战场,她让你时时处于一种紧张、焦急、兴奋、感动、忙碌的状态;抗洪又是一个大考场,她对记者的政治素质、业务素养、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工作态度是一次最实际的检验。在抗洪前线,我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暴虐与无情,也亲身感受到抗洪官兵的拼搏与献身。在酷热难耐的长江大堤上采访,我淌下过道道汗水;在孤灯一盏的军用帐篷里写稿,我也流下过行行热泪。我曾去过老山前线采访,两相比较,这次…     

新兵新梦

2002年,在金秋十月丰收的季节里,我实现了我金色的梦,成为了一名兰台新兵。在接到报到通知那天,我体味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命运对我如此厚爱。我陶醉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是一只雏鹰,学习在蓝天白云间展翅翱翔。带着美好的憧憬、怀着喜悦的心情,我来到了梦寐已久的工作岗位。在这里,同志们倾囊相授,给我耐心指导。他们工作严谨、知识全面、作风扎实,使我感到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能和这些良师益友在一起工作学习,是那么的荣幸和自豪。有一种精神,叫奉献,平凡的职业也能折射出圣洁的光辉;有一种力量叫凝聚,细微的付出也凸显出伟…     

假如我是一把土

所有的树几乎都生长在土中,假如我是一把土,我愿在祖国的校园中把自己的每一滴养分毫不保留地送给小树,让它长呀长,长呀长,长成高大的树木,直到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养分。假如我是一把土,我愿出现在沙漠的一片绿洲上,大家把小树种在我身上。小树一天天长大,我一天比一天消瘦,但我却一天比一天更高兴,心情一天比一天开朗,因为小树依靠我长成了大树。假如我是一把土,我愿出现在祖国各地,只要能为祖国做出贡献。我愿意把自己的养分送给他人,这个世界因此而美丽。我好像听见小鸟在歌唱,大树们在欢歌笑语。疲惫的我,虽然已经无力做任何事,但我微笑,…     

我与档案的不解之缘

大家好，我叫畅敏，是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普通书记员。可能大家会发出疑问，我、档案、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我看到“纪念《档案法》颁布二十周年”这个演讲题目时，我也在想，我能讲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思绪良久，我才意识到从进入法院的那一刻起，我、档案、法律就紧密地、明显地联系在一起了。首先，我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与生俱来就建立了各种档案。其次，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知法、懂法、守法是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应用、传播法律。最后，我是一名人民法院书记员，是一名诉讼档案的立卷人，严格依法收集、保护、建立法律档案是我的责任。     

感悟兰台

<正>我刚参加工作时,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95年的秋天,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成为一名兰台人。从此,我就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档案相识之初,枯燥、单调、呆板和默默无闻是我对这项工作的最初认识。然而,在与她心形相随21年后,我对她渐渐产生了一种化解不了的情愫,今生今世我将与她携手共进,因为,档案在我的眼中已不仅仅是一卷卷无生命的纸页或是生命中形同路人的过客,而是我人     

阿来:心中的阿坝,尘埃依旧

阿来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开了《尘埃落定》,它吸引了我,尤其是那个“傻子”。它的思想、行为和语言简单得像高远的天空中那一只鸟,只剩下流动的线条了,“学识渊博”的“聪明”人在“傻子”面前,就是一些小丑,一些永远不开窍的“聪明”人。我的西部之行,最后一站是四川。我与阿来在一家叫“铭典”的咖啡屋见面了,他个头不高,不胖,但结实,一看就知道是位厚实之人。实在的他,在办一件实事,他主编《科幻世界》,是一份销量惊人的杂志。我们的谈话从他的出生地开始。唐朝晖:您出身在阿坝,您是哪一年到成都的? 阿来:我出生、上学、工作一直在阿坝,1996年我才到成都。     

一只胜利大逃亡的鸡

很多年前,有一只鸡从我手中跑掉了。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秋天早晨,我一觉睡到九点多,起床后到卫生间刷牙、洗脸、剃须。突然,卫生间一角发出的奇怪的扑啦啦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被捆起来的漂亮的金色大公鸡。我笑了,因为我妈做的白斩鸡我认为全球第一。那时候,我还在写诗。我想像着鸡们从野鸡被训练成家鸡,然后温顺地被人类宰杀、拔毛、烹制、分块、装盘,最终很失败地进入我们肚里的过程。我怀着做人的傲陧怜悯着这只鸡。     

父亲教我踏实做事,认真做人——女儿回忆李伯韩

翻开我的相册,我与我的父亲李伯韩,有过多次合影。但我印象最深刻、最珍重的是这一张,我们父女在省档案馆技术部的一张留影(见本页左上)。1985年的一天,我父亲到省档案局馆检查工作。当时,我是省档案馆技术部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从事珍贵档案     

我幸运,因为我热爱

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使我感到意外,更使我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这荣誉对我来说太高,太重。虽然获得这一荣誉,也无法消除我与新闻界老前辈们在学识、水平、成就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所以我想,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新疆新闻界,属于所有那些为党的新闻事业辛勤工作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对此,我周围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和同事都十分羡慕,说我真够幸运的。是的,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在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在此后的新闻改革中,报纸不再是“大字报”,新闻也不再是“棍子”,它逐渐恢复了用事实说话、说真话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新闻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变得更短、更快、更活。这个大气候让我赶上了,确实是够幸运的。更幸运的是,我有许多很好的老师。16年来,是这些老师教我怎样当一名合格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应提倡“有什么写什么”

《新闻战线》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其实,我做新闻记者的时间不长,没有什么经验好谈,这里谈一点体会。我是1945年夏天调《盐阜大众》报当记者的。调报社以前,我是一名游击队战士。在战斗间隙里,我正在一面热心地学习文化,一面积极地为党报写稿。写什么稿呢?几十字、一二百字的小通讯、小故事。我当时只有这么个水平。对新闻工作,我是无知的。     

资源藉整合增辉 传统借网络跃飞——评中新社“中国新闻图片网”的成功探索

<正> 当我通过电子邮箱发出今年的最后一篇短文,终于兑现了年初所作的为“视点”专栏供稿(每期一篇)的承诺时,我要向关心这个栏目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对于过去的一年,我要说的是,不管文章有用或没用,写下的都是我的思考;不管观点是对还是错,表达的都是我的心声。对于新的一年,我想说的是,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将继续写下去;在走出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会更多地关注新闻技术界的新鲜经验。希望朋友们继续给我以支持和帮助,欢迎大家给我提出建议、提供线索。     

艾丰纵谈记者成才——艾丰研究之四

6月 26日,我们在首都经济日报社就记者成才问题采访了艾丰。 　　问：您认为您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是在人生求索的哪 一个阶段,为什么会是这个阶段？ 　　答：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特殊性。我毕业是 1961年,大家承认我、知道我是在 80年代、 90年代。也就是说,我真正出成果是在 40到 60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开始时我 28岁,到结束时我已 38岁,这个时代使新闻工作者难以有所施展,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岗位原因。我的个性是愿意研究些问题,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生,我就从北京人民广播…     

要让鸟儿说"鸟语"

记得去年年底央视二套有一“难忘2005”的节目,其中选择了一群人问“2005年你最难忘最感动的事是什么?”一名学生答“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上到了我理想的中学。”一名城市退休人员说“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们这里的广场允许大家放风筝了。”一名农民工说:“2005年我最难忘最感动的是我在年内拿到了工钱。”……闻此言语,我也有些难忘、感动了,不为其他,只为这些回答真实、实在,而这些平凡实在的话语折射出的却是一种生活理想、社会和谐、法制进步。再者是媒体展现出的“贴近”意识。何谓“贴近”,就在于其展现出来的语言与说话…     

新闻一种心灵的追求

在我办公桌上,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凝视她的艳红,体验她的庄重,感受她赋予我的责任,于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我书写我的新闻篇目,人生日记。我是从企业进入新闻圈的。在这以前,我下过乡,读了大学。当一名人民的记者是我早就有的梦想。我曾不止一次地捧着“学生证”或“工作证”说过：学生证、工作证,什么时候变成一张记者证？！此事成了亲朋好友至今仍在提起的一段往事。幸运的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真的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而神圣的殿堂。1983年初,我成了一名地市报的记者,开始用笔代步冲刺人生目标。17年中,我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