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广州市1983—2007年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使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广州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促进了FDI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但是却没有发现广州市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进而提出,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在引入FDI时更应慎重考虑。     

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以我国利用FDI影响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变量之一。分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变化,综述了前人文献,结合技术的溢出机制,分别从促进技术进步、改变产业结构、促进出口竞争力等方面分析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分析我国自身固有的伴生的限制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给出了政策建议。     

外部效应、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评FDI技术外溢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传统的观点忽视了FDI外部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外部效应FDI有可能会使东道国的技术被锁定在低水平的陷阱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表明FDI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并未对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想获得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更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必须通过自我有意识投资的提高来实现。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吸收能力研究

选用我国28个省市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着重考察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FDI能否给我国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我国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浙江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9—2010年浙江省统计资料中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运用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FDI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FDI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而浙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FDI的原因,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浙江经济增长提出了科学的对策建议。     

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本文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说明了近年来部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FDI的政策改变，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指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预期并没有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强化自身的经济基础，才能把FDI的推动作用发挥的最大。     

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影响和我国企业应对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日趋加强，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流动日益扩大。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FDI的大量流人，不仅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加快了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改善了经济总体的质量水平，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但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研究

在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运用1996-2014年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区域对异质型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机制推动东部经济增长。技能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人力资本与资本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中部地区产出增长。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双重作用,一方面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基础型人力资本也通过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服务业FDI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

分别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服务业FDI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理论分析主要从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制度的完善两方面着手;利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揭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地方政府竞争、FDI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基于199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且对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有所增强.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