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努力建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为落实刘奇葆同志2014年6月13日在光明日报社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根据《光明日报》编委会要求,新闻研究部进行了专题调研.奇葆同志在讲话中提出:“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我希望你们加倍努力,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奇葆同志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定位和特色,一方面对《光明日报》建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提出了希望和高要求.要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就需要研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什么?精神需求是什么?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构建要素是什么?目标任务是什么?《光明日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四位市长谈读报

在辽宁省经济科技工作会议期间,我先后拜访了四位市长。他们都是刚走上市级领导岗位的中年知识分子。我问他们喜欢看哪些报纸,哪类新闻?没想到,他们的读报兴趣十分相似。我想,各省市走上领导岗位的中年知识分子多起来了,他们的回答,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将这四位市长的回答摘录几小段,供办报的同志们参考。     

《桃李》:校园小说 影射北大?

谢冕教授上来就说:“我是不是邵景文?”“你是不是蓝教授?”《桃李》是一部很容易令人对号入座的校园小说,是灰色知识分子的真实表达     

人文精神是新闻评论的灵魂

有人说,新闻评论是大众传媒的旗帜和灵魂,那么,新闻评论的灵魂又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从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我不是一个读书人

我不是读书人,不是谦虚,是有根据的 回国以后,因为写了些稿子,然后居然出了几本书,所以在媒体上就被称为是一个作家、散文家,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还有媒体称我是学者、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我更是不敢想.     

人心很古世风日上

我们如何看待和摆脱自己的人生困境?我们如何看待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这句话一直感到非常困惑. 首先,人心怎么可能不古呢? 人性的贪嗔痴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人的欲望与自身能力的差距、人面对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的惶恐、人...     

“大文化”“大传播”时代更应重视编辑出版人才

每每谈到"出版"与"人才"这样的话题时,我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清末废了科举,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路被隔断了。很多一流的知识分子干什么呢?主要干两件事:办出版,搞教育。代表机构,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一个就是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代表人物,则是两个同乡兼同年:张元济和蔡元培。他们都不是创办人,而是改造者。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物对这两个机构的整顿和发展,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想必会是另一个样子。     

公共平台(外一篇)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南帆说他近来常思考:为什么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去做官,除了做官,就是做隐士,而没有另外的道路?南帆的问题,如果换一个思路来提问,我想,可以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的古代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简要地回答:因为古代中国缺少公共空间。譬如缺少报业,缺少出版业,缺少公共教育……有些治中国新闻史的,把“断烂朝报”也当作新闻报纸,这是把两件貌合神离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古代中国的教育,也与近代中国教育根本不同。中国的近代教育,其制度、理念、课程等等,都是来自西…     

写稿劲头从何来?

不少同志问我:“你年过半百,仍白天上课,晚上写稿,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劲头?”我的回答是:写稿要有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我的心情格外舒畅。看到国家政     

打破对自己的迷信

在焦裕禄同志的高大形象面前,我感到自己太差劲了。焦裕禄同志的精神象一面镜子,使我看清了自己身上的种种污点。焦裕禄,一个县委书记,能在一个老贫农面前说:“我是您的儿子。”我问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不会说“我是您的儿子”呢?我估计不会,至多叫一声“老大爷”。为什么?因为我对贫下中农还没有焦裕禄同志那样深的阶级感情,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过去我曾对自己有迷信,认为自己在下放劳动时和农民关系很好,这几年又不断到农村去,交了一些     

电视意识与电视语言

一、从人类原始的视听感觉谈起西方的宗教传统留给西方知识分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在他们的一生中,常常会不断地追问自己:“我”是谁,上帝为什么创造了我?它交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怎样做才能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历史使命?现在,真正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已经不很多了,但保留着这种思维习惯的人仍然不在少数。我们中国人没有西方的这种宗教传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往往是干什么便想什么。总的说,对于终极目的的问题是很少考虑的。这两种思维习惯大概各有利弊,但当我们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有些陌生,     

放手宣传知识分子

近时期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分别以大量篇幅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两位同志的先进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重视。随后,各报也相继进行了突出的宣传,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宣传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宣传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代的需要,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进一步拨乱反正。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也是开创宣传报道新局面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搞好这一宣传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这次宣传两位知识分子典型的经验给人们这样的启示:我们的编辑记者要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偏见,首先要清     

感觉陈祖芬——读《让我糊涂一回》

乍看到陈祖芬的《让我糊涂一回》(河北教育版“红罂粟丛书”之一种)的书名,着实令我莫名其糊涂了。这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抑或其他?待读过了一篇又一篇,才明白无误地确认这是一部随笔。心想以写报告文学著称的女作家陈祖芬,何时舍弃了心中所爱而移情别处?其实怪我孤陋寡闻,这已是她的第二本随笔集了。初识陈祖芬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在报章上看到的一篇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十几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仍记忆犹新。主人公是一个留德的知识分子,当他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毅然决然抛弃了在德国的优裕生活,忍痛与德国妻子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吨重的书籍回到了祖国。但在“文革”中,这个内燃     

毛主席教育了我

我在旧社会办报十五年,解放后又办了十七年的报。解放前后,多次承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当时情况还历历在目。主席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新闻工作作了许多亲切的教导,这是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关心和帮助。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时候,我曾就这方面为《文汇报》写了一些回忆的印象。现应《新     

知识分子消解了,新士绅或许在诞生

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很容易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尤其是当知识分子以"社会的批判者"、"理性的旁观者"、"启蒙者"自居,强调自己是"社会的良心"、"道义的守护者"的时候。旁人若不如是,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是。从知识分子的内在视角看,这种姿态是否健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之优良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是否真的如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想象的那样重要?中国之     

胸中有全局 笔下才有神

收到六月二日出版的《瞭望》周刊,封面刊登了脸带笑容的胡启立同志照片,旁边是要目: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哦,大概是那篇稿子用了,”我思忖着。这期《瞭望》发表了我写的专稿《创造民主、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后据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告知:今年六月间,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省市和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一份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时,中央宣传部把《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稿,作为与会同志的参阅文件之一。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于今回想写这篇稿子的过程,还是很有意味的。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文化沙龙——2014新民说年度沙龙(下)

正文艺与新民——兼谈知识分子写作柴春芽:我觉得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向外去战斗批判的角色,做了八年的记者,有过被撤职的经历。我在30岁这年发生了一个思想的转折——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30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选择,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牧场做义务的老师,在那里生活一年,这是没有报酬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我每个月要去县城买食物,需要骑马走九个小时,但那九个小时的路不是像蒙古草原那么平坦,而是山路,特别陡峭。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先     

走出公共视野的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厌倦了。因为从我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称呼已经沦为了一种仅仅是思辨上、学理上的空头支票。自己的书架上罗列了很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书籍,像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及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等等。当初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话题如此地感     

“过虑”与“过敏”

据《瞭望》周刊今年第五期载:江西赣南有色矿山机械厂工程师龚良经一九八三年伪造证据,谎称自己的论文获“国际金棒奖”,以骗取荣誉和地位,去年底,事情彻底败露。中央一家报纸的记者据此写了篇通讯寄给编辑部,登不登呢?编辑们发生了争论。稿子如果发表,社会效果怎样?会不会给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带来阻力?最后,这篇稿子被“枪毙”了。共产党内出了一个败类,谁也不会据此就否定整个党。那么,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一个或几个骗子,又何足为怪?何况,报刊揭露这样的骗子,不正是职责所在吗?可是,在一些人的眼里则不然。在他们看来,如果知识分子中出了一个败类,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似乎就得打个问号;如果报纸批评了某一个     

学刊应成为广播电视改革的智囊

学刊本身的概念无疑是研究学术、探索理论的刊物。我们知道,无论是学术、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实践的经验性总结,归结起来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从事学刊工作的研究、编辑人员都是专门从事理性思维工作的知识分子。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在举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中,这样的一本刊物,这样一群人,究竟担任何种角色?应负怎样的使命?我的想法是做推进改革的智者、当促进广播电视改革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