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答牟豪戎、梁胜明二同志

文章对牟豪戎、梁胜明《科学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的批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答辩和反驳，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论证了批评者观点的错误，阐明批评者的批评没有一处能够言之成理，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距离，与邓小平理论、与党的文艺方针的距离，以及态度的粗暴和无理。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认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这是独具慧眼的忠言，也是振聋发聩的警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为当今人类摆脱全球性危机，走出生存困境，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科学、民主、公正、和平且能永续的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也应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即“四个文明”。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都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方法。本文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论述,提出了对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秦腔》：回到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兼议《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

《秦腔》坚持了从特定时期中国西部农村的实际现实生活出发,坚持了真实性第一的现实主义原则;它不对客观现实生活进行理想化,坚持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塑造人物,描写生活;与《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相比,《秦腔》回到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即将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雏度有三：（1）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领域;（2）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3）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考证与阐释相结合的新境界：－《中唐政治与文学》简评

文史不分或者说文史结合 ,作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传统 ,只是就学科分际意义而言的 ,意在强调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交叉、结合、汇通。其实 ,如果从历史这一概念之广义来看 ,古代文学当然隶属于历史的范畴 ,是过去事实的一个部分 ,是古代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人类活动的丰富内容中 ,政治活动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之一 ,它对人类其它的社会活动要素诸如军事、经济、文化及文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从历史、尤其政治的角度观察文学并不是后代学者的主观预设 ,而是有着社会现实依据的学术阐释模式。在中国古代 (比如唐代 ) ,诗人…     

论萧绎的文学观

萧统、萧纲、萧绎,都在中国诗学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业绩。以齐梁“三萧”比汉魏的“三曹”,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有超越之处。从“三曹”到“三萧”一根中轴线,反映了诗学观念的演进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但是,对“三萧”,我们还有一些研究上的空白,特别对于“萧绎”和他的《金楼子》。目前研究界:基本肯定萧统,正面批评萧纲,几乎忽略萧绎。致使萧绎的杂著《金楼子》至今甚至没有人整理研究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本文是系统研究萧绎和《金楼子》论文的一篇,旨在考察萧绎文学观念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了能清晰地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质,作者始终把对萧绎文学观的考察,放在与萧统、萧纲、刘勰和钟嵘这些时代和理论的坐标上比较进行。     

疏离文学的政治功利化--论《现代》与施蛰存的文艺态度

30年代初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在《现代》为阵地的论争，不是在学的本体论意义上进行的，而多纠缠于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施蛰存作为《现代》的主编和一个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作家，以学理性顽强抵御着现实政治的巨大诱惑，在现代学史上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让后人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异化、物化与人的生成－谈卢卡奇的物化观与马克思的异化观

卢卡奇对“物化”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许多方面，二者又存在差异，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人自身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傲慢与偏见》看简·奥斯汀的政治观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从它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它高度赞扬,并从许多角度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小说描写的是乡村的平凡生活,少有读者会注意到它的政治性。文章试从小说的题材、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人物的性格及女主人公的婚姻观等角度,探析简·奥斯汀的政治观。     

曹雪芹对李贽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曹雪芹的小说观深受李贽文学观的影响。《红楼梦》的创作态度及创作原则与李贽的文学观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发展。曹雪芹的“亲睹亲闻”,“取其事体情理”、“新奇别致”等小说创作主张,以更新的文学理念,拓展了小说的审美思域,在小说理论史及小说美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转向与重建

马克思的正义观经历了一个转变与重建的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从早期的法律正义转向经济正义,解构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并从经济基础、实现路径和价值目标等维度重建了科学的正义观,认为经济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本质内容,经济增长是实现正义的基本前提,公平分配是实现正义的根本路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正义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人的本质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马克思人的本质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依据,人的本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已任，大量从政的文人，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尽量在公文中表现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李贽《坡仙集》的选目、批点及其反映的文学观

李贽曾批选《坡仙集》十六卷,自称其选目“俱世人所未取”。李贽本人的特立独行,加之《坡仙集》在晚明的广泛影响,使其选目本身即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坡仙集》的选目特点、批点特色,反映了李贽独到的学观。     

曹雪芹对李贽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曹雪芹的小说观察受李贽学观的影响,《红楼梦》的创作态度及创作原则与李贽的学观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发展,曹雪芹的“亲睹亲闻”,“取其事体情理”,“新奇别致”等小说创作主张,以更新的学理念,拓展了小说的审美思域,在小说理论史及小说美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清代仿《聊斋》派传奇小说的文学观

清代的仿《聊斋》派传奇小说作家在创作动机、鬼神迷信、娱情审美、小说观念等诸方面皆有值得注意的特点。他们因困顿辗转而发愤著述;对鬼神之事大多明确表示出怀疑态度,甚至予以根本否认。他们普遍关注作品的娱乐审美作用,而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仍显示出体例杂糅现象,只是到后期的王韬,其认识才较为纯粹。     

论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马基雅维利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政治无道德＂的思想,把政治与神学相分离,从神学中解放了政治学,对欧洲很多君主的执政方式起到过影响。它以其平实的语言、惊世骇俗的观点,论述了为君之道,成为欧洲历代君主、政治家的＂最高指南＂,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辟、最独到的＂政治原则＂,后世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文学的民国机制 国立青岛大学与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上引入瞩目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篇文章是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酝酿、构思而成。作为京、海之外的城市文化“第三极”,青岛在“京海论争”中的意义却未能在文学史上彰显出来。以国立青岛大学为中心,细致梳理沈从文与梁实秋等新月派同仁的文学理念及其异同,可以更准确地考察、分析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复杂构成,亦可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产生更深入的认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