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聊城民间书坊

聊城民间坊刻的历史,始于明洪武初年。好友堂就是最早的一家自印、自卖、规模很小的书馆,因资本微薄,只印卖启蒙读物、通俗读物、唱本之类,可以说是聊城民间书坊的首创者。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相继开业,以后发展到二十几家,这些书坊大多为前店后坊,均集中在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     

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

清代聊城坊刻业的勃兴,与大运河贯通带来的城市交通地理优势和经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聊城商业的发达为民间刻版印书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兼容并包的运河开放文化则直接刺激了坊刻业的兴盛,其中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成为坊刻业勃兴的文化沃土.植根于市民文化土壤的坊刻业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市民文化的烙印;同时坊刻业又起到了对市民文化的整合重塑和引导作用.     

从刻工情况看清代聊城坊刻业

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发达,服务于书坊的木版刻工是聊城刻书产业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刻工的来源及构成、刻工技艺水平、刻工生产方式、刻工工价、刻工所受的经济剥削等方面,对聊城刻工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的概况与发展水平。     

明中后期坊刻之流变与吴勉学的刻书特色

坊刻指民间书坊所从事的刻印图书以获利的活动.明成化以后,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成长壮大,其图书需求的变化带动了坊刻业的变迁.本文所指的明中后期主要是指成化至崇祯(1464-1664年)约200年间,在中国刻书史上,是坊刻业发生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其中隆庆、万历年间变化更是显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明中后期坊刻业流变的分水岭.徽州坊刻大家吴勉学的刻书活动就是在此时期,其刻书特色充分体现了流变的趋势.     

论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及其社会意蕴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书坊蓬勃兴盛,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书坊众多、刻书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二是书坊出现的时间相对集中;三是江南地区替代福建建阳成为坊刻重心。民间书坊兴盛折射出士商关系的变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加快了明代图书出版从初期单纯赞辅政治的单一教化功能向中后期注重民众实用、休闲娱乐功能多元化的转变,为传播明代通俗文化、启蒙思想提供了平台。民间书坊及其出版活动成为影响明代社会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之一。     

清代宁波书坊刻书考

清代宁波书坊发展迅速,从事刻书的书坊多达20余家,刻书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主要侧重于实用。从儒家经典到医学文献,从劝善经卷到便蒙读物,宁波书坊刻书极大地满足了百姓对书籍的需要。     

坊刻的特点及贡献——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四

我国古代的书坊刻书与官刻、私刻相比,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影响深远,而且还具有许多特点,很值得总结借鉴。然而,以往对于坊刻本的评价贬抑过低,往往称之为“最下”。我们不否认某些坊刻本所存在的一些诟病,但是如果把坊刻本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看问题,客观地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书坊刻书家在推进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传播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满足广大民众文化需求等方面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一、经营方面的特点 1.编、刻、印、卖合一,经营自主灵活书坊,古代又称书肆、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其前身是在街头闹市以图书作为商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清代河南书坊刻书考述

五代时的书肆,北宋时的书林、书堂,南宋时的书棚以及明清时的书铺,皆泛称书坊.古代的书坊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书店,颇有异者,书坊本身刻印图书,而现在的书店则不承担图书出版的职能.五代时期的洛阳,已有零星的书坊开始刻书.历经宋元明,而达于清,河南坊刻的数量与所刻图书见于著录者远远超过了前代,走向-个历史的高峰.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略北大核心CSSCI

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中国民间俗曲唱本约百余种,多出版于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其中宝卷类唱本24种、弹词唱本3种、说唱鼓词2种、广府唱本83种。广府唱本包括木鱼书81种、民间小戏1种、评话故事1种。刊印木鱼书的书坊不仅有五桂堂等著名书坊,还有一些未见或极少见于其他文献著录的书坊。这些唱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明代书坊广告类型及其创意设计

书坊,古代又称书肆、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典铺等。早在两汉时期就有书坊的文字记载。《后汉书·王充传》：“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明嘉靖万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坊逐渐成为当时传播文化的主要力量,书坊刻书达到极盛。李诩《戒庵漫笔·卷八云》：     

古代书坊渊源考略

一、书坊 古代社会的图书出版形式主要存在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类.官府刻书内容是比较单一的,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佛道经典.私人刻书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级读物.     

明代江南民间书坊兴盛的社会背景透析

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政治统治由明初的严酷到中后期的逐步松弛，为民间书坊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市民的物质生活、阅读文化需求与满足提供可能；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文人与书商热衷于通俗文学作品创作，迎合了市民社会的需求，成为民间书坊勃兴的助推剂；与出版业相关的轮班制的废除及印刷业、造纸业的技艺提高为民间书坊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江南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浓厚的人文意蕴也促成了民间书坊的勃兴。     

晚明坊刻书价与书坊定价研究

晚明坊刻业发达,书市繁荣,印书成本降低和图书需求的扩大使图书价格低廉,为市民大众所广泛接受。售书可观的利润驱动着书坊持续刊刻图书推向市场,晚明书坊在定价时综合考虑利润、大众购买力、大众阅读需求,采取分级定价的市场考量,以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图书消费群体。     

略论明代三山街私刻书坊的大众文化经营

明代中后期南京三山街私刻书坊已经体现出自觉而显著的大众文化经营意识。在内容方面,书坊刻印售卖的曲本、小说、时文等,侧重两情相悦、市井生活、世情传奇类的通俗消闲性与大众化取向,追求插图与版面装饰的形式创新。经营方式上,三山街刻坊形成了同时期其他聚书地少有的规模,以行业聚集方式形成规模效应,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刻坊重复聚集的初级经营方式,凸显差异性与特色经营。     

我国古代书坊刻书史略

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文字、发明了记载文字的纸和印刷术,就有了书籍市场贸易,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就刻印者的系统区分,除了官刻书、家刻书之外,还有书坊刻书。书坊就是以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书坊亦名书肆、书林、书堂、书棚等。我国早在汉代已有了     

明清广东书坊述略

广东书坊,是研究古代广东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关于广东古代书坊的文献资料比较匮乏,清初以前的情况几乎是空白.文章在大量阅览明朝以来广东出版物,搜集整理有关广东书坊文献记载的基础上,致力反映不同时期广东各地书坊的状况及其出版物,为广东出版史,特别是明清两代广东民间印刷出版业的研究提供佐证.     

民间坊刻与我国早期出版印刷业——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之三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佛教传播的需要,我们在专论之一已经述及。另一条始自民间坊刻,这是本篇论述的要点。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官刻和私刻就是在坊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拓荒始于“扫叶”：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读后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事业,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形成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流的模式。经过长时期的应用普及,逐渐形成坊刻本、官刻本、家刻本三足鼎立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有清一代,民间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继常熟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因此,孙毓修（1871-1922年）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谷林（1919-2009年）、汪曾祺（1920-1997年）都曾在文章中赞扬扫叶山房所刻书的贡献,并表示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调查扫叶山房的始末,写成一篇报告,记录下其“嘉惠士林”的贡献。如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莹这部拓荒性的《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论南宋临安书商陈起的编辑力

宋代是我国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很早就形成了浙江、成都、福建三大刻书中心。出版业又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在南宋都城临安,陈氏书籍铺则是当时坊刻和浙刻的代表。书坊主人陈起不仅是一个书商,也是江湖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更是南宋时期优秀的编辑家,在促进唐诗和《江湖诗集》传播当中,显示了自己作为编辑的强大"编辑力"。文章通过梳理陈起生平及其同江湖诗派的交游,依据流传下来的唱和诗句,试总结陈起作为编辑家的"编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