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教育家吴汝纶的事业与思想——以主持保定莲池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不仅是桐城派大师,更是莲池书院院长、名师。他主持莲池书院期间,批判科举考试制度,高度重视西学的价值,开办新式学堂,筹集书院经费,聘请外国教习,支持书院的近代改制。所有这些,都顺应了近代新教育改革的潮流。在急剧的社会动荡中,吴汝纶卸任莲池书院院长,继续进行新教育的探索。     

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失落——保定莲池书院个案研究

保定莲池书院是清代著名的省级书院,一度成为北方学术中心之一以及南方桐城派学术传播重镇。由于清政府的特别关注以及近代教育家吴汝纶为代表的一批名师主讲书院,莲池书院在义理词章的旧学教育、实学实用的教育调整中独领风骚,人才辈出;而且在新旧博弈,西学导入,新式教育代替传统教育的冲突、转型与改革、突变中也翘楚同类书院,引领晚清官立书院之潮流。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势以及桐城派思想未能有效突破传统学术结构框架而实现现代转换,致使莲池书院走向衰废,无力在改书院为学堂的进程中实现现代性再生,成为晚清书院近代转型中飘摇零落的一个典型个案。     

黄彭年与莲池书院

清代学者黄彭年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他是莲池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担任院长的人。黄彭年在第二次担任莲池书院院长时,改革了教学方法,增舍古学,提出了＂化乡酬世＂的教育理念,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自此莲池书院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吴汝纶与莲池书院

主讲莲池书院是吴汝纶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动。吴汝纶主动辞官从教,在任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的十余年间,致力于培养人才,并对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革新,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一批文坛精英和政坛要人都曾就读莲池书院,从师吴汝纶。在吴汝纶的经略之下,莲池书院成为北方文教的中心,带动了直隶学风的转变。执教莲池也奠定了吴汝纶作为一代教育家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李鸿章与莲池书院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重视地方教育,他为莲池书院购置书籍,设学古堂,订立《学古堂章程》。李鸿章先后聘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为他们提供了宽松的教学环境,书院自由讲学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促进了直隶乃至全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     

吴汝纶与近代安徽教育

吴汝纶虽长期在外仕官讲学,但却时刻心系家乡教育。他为创办安徽古学书院劝捐,建议家乡改书院设学堂,驳斥省城救生局提拨白鹤峰书院租息收入,反对劣绅霸占白鹤峰书院新涨洲地,亲手创办桐城学堂。     

张裕钊莲池书院时期的实学教育

张裕钊在莲池书院期间,全面、切实地课授实学,拓展莲池书院的教学内容及其视野,引导学生重新关注现实,培养出大批人才。给暮霭沉沉的晚清书院教育带来一股清风。     

从经心书院到存古学堂:张之洞的书院观之嬗变

张之洞是近代教育改革中最突出人物之一,他在建立新式学堂的同时,也对传统书院教育进行了改革.通过考察张之洞创办的经心、尊经、令德堂、广雅、两湖书院和存古学堂,可以清楚其书院改革思想嬗变,同时可以了解其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演变的历程.     

“枝蔓相萦结，恋姆不可改”——张裕钊与莲池书院师生间的情谊

莲池书院在桐城派后期的发展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裕钊在主持莲池书院的六年时间里,培养了数百名学生,与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张佩纶事件及学生贺张裕钊七十大寿等相关诗文,可以一窥当时书院教育的风貌,了解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师生中的影响及地位。     

保定莲池书院教学活动的若干问题探讨

莲池书院是清代在保定设置的直隶省最高层次书院。在莲池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名师讲学为学生展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教学环境优美,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其供祀活动具备多种教育价值与作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莲池书院作为清代地方官方书院新旧交替的典型特征。     

明代辨伪学初探

明代辨伪学是中国辨伪学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了相当显著的地位。这一时期参与辨伪的人数之多和学术成就之大远远超过前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是辨伪学史上最光辉、最灿烂的时期。从明代辨伪学兴起的原因和辨伪学者及其成就两个方面探讨明代辨伪学的发展状况。     

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谈苏轼的绘画

苏轼在艺术领域明确地提出了诗画同源的理论。在绘画上他重常形,重笔墨意韵,追求神似的绘画观点,一反两宋画院的旧习,开一代“文人画”的先河,这对后世传统中国画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论丁文江科学救国思想

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奠基者，而且是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主张以科学观念更新人们的思想，以科学精神作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强调科学在救亡图存中的决定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参与科学救国事业。为捍卫科学，他积极发起“科玄论战”。在科学知识的普及推广、人才的培养以及科研机构的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在地质调查所的创建和“中央研究院”的改革方面，成就颇大。他为近代中国培育了第一代地质人才，为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尤其是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将专业知识与企业生产结合起来的科学家。他用自己行动上的积极奋斗努力实践其毕生倡导的科学救国思想。     

小说史如何讲授——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片论

作为鲁迅在西北大学系列学术讲演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专著、讲义和演说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本。     

"以家塾组织,参书院精神"——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办学特色初探

一九二七年春,荣德生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停办之后,创办了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并确定了以家塾组织、学校教科,而参书院精神的办学方式,这是荣德生等人想要将中国古代书院的某些传统精神重新融入到现代学校教育中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既有着当时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变化作为它的背景,也是缘自于荣德生本人自兴办学校二十余年来自身的感受和反思。在"参书院精神"的办学理念下,所形成的具体的办学特色,一是在办学宗旨上,注重人格训练;二是在课程设置上,以国文为主;三是在教学方法上,于课堂讲授之外,注重培养学生个人读书、自我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论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述学特色

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分析王德威教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三大特色：其一,从中国传统诗学角度阐释现当代文学的问题意识;其二,演讲语言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其三,在通观视野之下,采用散点钩连的方法对作家进行归类研究。《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独有的述学特色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卫礼贤与青岛礼贤书院

卫礼贤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1899年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中国青岛,自取中国名卫礼贤。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了25年,在青岛度过他旅华生活的重要时期。他创办了青岛礼贤书院,成为清末民初胶州湾地区新式学堂的样板。卫礼贤积极研习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中期叶剑英的军事干部素质论

20世纪中叶,叶剑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之中,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提高军事干部综合素质的思想:开展军事训练,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兴办军事院校,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军队革命化建设。     

胡适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新论

胡适在东西杂糅、内承外引、文质并重、超越本体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为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发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特殊意义,使之成为中国人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在丰富文学主张与文学发展路径的同时,拓宽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涵盖范畴。他以纵横交错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给现代的中国文学定位,多角度地探讨文学的复杂本体,有力推动了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他注重从社会发展的线性历史观入手,强调文学发展线性直进运动特点,主张建立表情达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学。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