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之刑法分析

针对日益增长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进行重新思考,认为并非所有竞技体育伤害行为都是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刑法有必要介入并加以规制,从而促进竞技体育运动的规范化、法制化。     

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的刑法介入

竞技体育因其激烈的对抗性,常常会发生球员恶意伤害对方的行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将这种行为作为正当业务行为而对其排除适用。实际上,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在行为恶意、行为表现和行为后果方面,都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因此有必要对此类行为进行刑法归责。但是考虑到竞技体育的特殊性,需要对刑法介入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进行严格界定。本文首先分析了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的定义,并对其特征进行论述,接下来分析了如何对此类恶意伤害行为进行刑法归责,最后对恶意伤害行为的入罪问题进行了探讨。     

竞技体育中恶意犯规伤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当前,治理竞技体育领域的恶意犯规伤害行为时,存在依赖行业处罚和民事赔偿而忽略刑罚处罚的误区。实际上,竞技体育中的恶意犯规伤害行为,即是刑法场域的故意伤害行为,其并不符合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理应予以刑法规制。而实践中忽略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的原因,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恶意的证明困难。解决此问题,应以犯规内容为基础,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经验法则为根据,推定行为人是否存在恶意。同时,应以反证规则和刑罚退出机制限制恶意的刑事推定,以达到竞技自由与法律规制的统一。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立法化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离不开法律的评价,但长期以来,因其发生在竞技体育运动过程中,往往以体育道德谴责或竞赛规则处罚“内部消化”,因此需要体育立法加以完善.其立法的基础是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和社会相当性理论等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理论.在正当化立法的同时,基于竞技体育的自身性质以及合理协调与现有立法的关系,应当从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体条件、主观条件以及限度条件方面,构建起周详体系化的正当化成立条件;应注意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正当化并不只表现为“不是全部就是全无”的模式,而有其正当化的程度.     

试论竞技体育中故意伤害行为的刑法考量

采用文献研究结合逻辑分析的方法,从竞技体育行业特殊性及其刑法规制争议性出发,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通过对刑法规制的损益分析,从支持刑法规制的角度,提出了认定竞技体育故意伤害行为是否触犯刑法的具体判断标准及步骤,即应当严格遵循“客观不法+主观有责”两步判断法,在主客观重合的范围内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要时考虑该行为损害的法益是否受刑法保护,从而更好地进行个案平衡。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刑法规制——基于正当化事由的考察

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刑法规制纷争缘起刑法规范与行业规则的优先适用,聚焦体育竞技伤害的特殊内容与普通伤害的差异,争执规则侵害和正当业务致损的偏差,陷入体育竞技伤害正当化事由之判断标准和裁量主体的理论分歧,面临正当化事由违法阻却阙如刑法规定的技术难题。溯源刑法惩罚的正当性,体育竞技伤害的刑法规制应当执基罪过原则,载荷大众情感,依托现有罪名,在综合考量公众意愿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判定体育竞技伤害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体育竞技伤害的刑法规制以公众认同为价值标准,以罪过权衡为技术圭臬排除竞技过失行为的入罪认定,合理区分民法上的过失和刑法上的过失,有效甄别合规过失和违规过失之间的民法和行政法界限,理性阐释合规过失伤害和违规故意伤害推定的正当性,洞彻合规故意的举证责任倒置。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研究

运用逻辑分析等方法研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纠纷的合理解决提供参考。主要结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界分的依据是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该行为的罪与非罪可以运用递进式识别程序进行识别;具体界分标准是：体育行业自治标准（体育规则、项目特点、比赛的性质等）、特殊标准（严重的伤害结果和行为目的标准）和限定标准（主体及其差异性、时空标准和罪过）。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阻却违法之考察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存在于身体接触型对抗性比赛中。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认为,竞技比赛伤害行为阻却违法。社会相当性说为竞技比赛伤害行为阻却违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竞技比赛伤害行为没有超出社会伦理秩序的范围,具有正当性。同时,社会相当性判断具有模糊化特征。因此,应当在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指导下,明确竞技比赛伤害行为阻却违法应当具备的条件,即赛事条件、主体条件、主观条件、行为条件以及时空条件等。竞技比赛伤害行为阻却违法同样存在例外情形。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性应当被刑法典所认可。     

竞技体育行为的正当化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研究了竞技体育行为的正当化问题,对正当竞技体育行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梳理;归纳并比较各国关于正当竞技体育行为的立法模式;竞技体育行为本质(正当化的根据)上具有社会相当性,是一种社会相当行为;最后提出构成正当化竞技体育行为必须同时具备5方面的条件.     

竞技体育的刑法基础价值理念探析

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的社会环节,必然要与法律发生密切接触。然而现实中人们却容易将其脱离于刑法控制之外,把竞技体育当成是独立的自治区域。从竞技体育的法律地位和刑法问题及成因着手,提出竞技体育刑法价值的概念,以刑法理论为基础,结合犯罪学理论,把竞技体育当中可能的犯罪问题统一纳入到一个刑法系统中进行甄别、分析,进行特殊预防控制和一般预防调整。     

罪名选择与路径转变: 操控竞技体育比赛犯罪的刑法规制探究

操控竞技体育比赛犯罪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赛秩序,对于体育行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在我国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下,虽然有赌博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罪名可以评价该行为。但是由于这些罪名立法针对性的缺失和该行为自身特殊危害性原因,仍然存在以偏概全、未能完全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等缺陷。基于竞技体育领域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对该行为需要设置独立的罪名予以规制。独立制罪,不仅具有宪法和体育法的基础,有利于罪刑相适应的实现,更有利于填补刑法漏洞,实现对该行为的准确评价、合理处罚与有效预防。     

论体育犯罪及体育刑法的构设

体育犯罪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犯罪学意义,体育刑法的构设则有利于刑法学的整体繁荣,并为刑事司法提供技术支撑。体育犯罪主要有体育赌博、体育贪渎、体育暴力和体育色情几种类型。保护性强制是体育刑法规范属性的定位,体育刑法的生成将遵循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到刑法典的过程。对体育犯罪和体育刑法概念的界定是对体育刑法学科定位的重要依据。体育刑法能否成为刑法学分支学科,还将取决于2个核心要素:一是体育刑法有无现实基础;二是体育刑法有无自身独特的研究主题、对象和目的。     

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之基本理论

我国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理论障碍主要在于体育自治原则,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给体育自治以理论支持,然而今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势微,且对我国无任何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曾经的自治堡垒已逐渐被司法攻破,在"举国体制"下,依靠体育自治来实现竞技体育纠纷公正解决,无疑是痴人说梦或掩耳盗铃,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方是该类纠纷的解决之道。     

运动损伤预防干预训练研究进展

在许多发达国家,运动损伤给国家健康计划带来负担。采取适当训练干预措施,进行损伤预防是首要目标。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平衡能力训练计划和多组合训练干预计划能够有效预防青少年和成年运动员的下肢损伤,特别是膝关节和踝关节的损伤。后继研究应该关注平衡能力训练/多组合训练干预计划生理机制,促进项目的细化和以机制为基础的应用研究,发现专项项目的最佳的损伤预防训练干预计划。     

临床康复与竞技运动损伤康复的差异分析

介绍临床康复医学的概念、范畴,并与竞技运动损伤在康复目标、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流程以及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为促进竞技体育运动损伤康复工作的发展提供借鉴。     

运动员伤病风险的社会法规制:源起、规范与完善

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遭遇的伤病风险属职业风险范畴，虽属个人风险，但具有社会性，运动员伤病风险应纳入社会保险保障范围。肇因于运动员"伤与病"的纠缠，运动员伤病风险的社会法规制路径一直摇摆不定。随着运动员职业化改革的推进，运动员伤病风险与工伤保险的同构性以及与医疗保险的异质性共同昭示了运动员伤病风险的工伤保险保障路径。社会法规制效果的彰显需要通过运动员伤病风险保障的理念更新、规范创制和制度协调共同推进。     

运动员伤病风险的社会法规制:源起、规范与完善

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遭遇的伤病风险属职业风险范畴,虽属个人风险,但具有社会性,运动员伤病风险应纳入社会保险保障范围。肇因于运动员"伤与病"的纠缠,运动员伤病风险的社会法规制路径一直摇摆不定。随着运动员职业化改革的推进,运动员伤病风险与工伤保险的同构性以及与医疗保险的异质性共同昭示了运动员伤病风险的工伤保险保障路径。社会法规制效果的彰显需要通过运动员伤病风险保障的理念更新、规范创制和制度协调共同推进。     

大众高山滑雪运动损伤的预防与急救

随着大众高山滑雪运动的开展,由于其项目的特点和器材、场地的一些问题,运动损伤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对大众高山滑雪常见运动损伤问题的预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大众高山滑雪常见运动损伤及原因进行简要探悉,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旨在有效控制和预防运动损伤在大众滑雪运动中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