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法以及地理探测器对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程度展开研究。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耦合协调性逐年增强。(2)从空间聚集的角度上看,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莫兰指数呈下降趋势。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上海都市圈,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程度和数字产业化程度是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仍需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利用数字赋能建设智慧城市,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京津冀数字经济时空演变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着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构建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从数字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基础、数字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分析京津冀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提升幅度较高;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基础指数值最大,数字产业基础的良好发展对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不断放大;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和集聚性,河北省各地区与京津地区相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我国城市群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整体看来,专业化集聚不利于经济增长,多样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产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集聚经济效应被抑制。北部湾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专业化集聚仍具发展空间,辽中南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多样化集聚产生经济效应。专业化集聚适合于“小而精”的城市发展;多样化集聚适合于“大而全”的城市发展,不过前提条件是多样化集聚的经济外部性已产生。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潜力受限,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发挥产业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是真正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

构建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是实施区域统筹发展的关键。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长三角26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数字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四个方面评价和预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剖析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关键因素,从“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产业化”“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转型”四个层面,定量评价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对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     

长三角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创新——基于区位因素与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2007—2019年数据,利用门槛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开放水平等变量,实证考察了城市区位因素对产业集聚外部性发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集聚对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溢出作用。结果发现：从长三角地区总体来看,多样化的集聚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创新产出,而专业化集聚模式则相反。且上述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后仍然成立。城市的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门槛效应,多样化的集聚更适合于大城市。此外,专业化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更易于从较高城市的开放水平中获益;邻近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集聚给本城市的创新产出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效应不明显。     

区域数字鸿沟、技术主导失灵、政策在地化：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空间特征

基于空间地理视角和截面分析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误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呈现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空间格局,借助TOE框架检验其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影响因素空间异质特征。结果表明：(1)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为：南北分异特征明显,东西分异格局逐步被打破,虽东部沿海“强强集聚”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弱弱集聚”的对比依然鲜明,但内陆城市开始涌现“新热区”;(2)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空间邻近效应显著,且会跨省域发挥影响,组织因素、环境因素是影响甚至是制约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主因,技术因素对其影响有限,同时,数字治理服务倾向的群体差异影响显著;(3)数字治理能力影响因素空间异质特征突出,南方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东北地区的财政资源、城市化水平,华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对其数字治理能力的正向影响最强。鉴于此,建议正视数字治理的区域间数字鸿沟,警惕数字治理建设的技术供给导向和功利主义导向,力求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政策的在地性。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比较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以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13个指标构建经济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并探寻影响经济活力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经济活力受城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水平等的影响.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投资力度、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联动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障碍因子分析

选取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相关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耦合协调过程中的障碍因子。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程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各地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皆从低水平耦合阶段上升到高水平耦合阶段,区域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上海市和安徽省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始终处于交替领先位置,江苏省耦合协调水平前七年相对较低、之后差距逐渐缩小,浙江省耦合协调水平10年间提升最大;从准则层来看,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分别为电信业务总量和规模以上工业研究开发项目数等,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分别为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城乡医疗差异比等。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有所争议,文章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依赖性.(2)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没有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且纬度分解中造成收入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覆盖广度.因此,政府应制定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工具的创新而不是一味增加覆盖程度.     

长三角城市群夜间经济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夜间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2012—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核密度估计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夜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夜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中低阶段,但整体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极化趋势逐年降低;整体呈现以上海为中心、向内陆及外围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关联特征主要以“高-高”和“低-低”聚集类型为主;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及政府资本投入都显著促进本地区夜间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及交通运输水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以湖北省地级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2007—2018年12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湖北技术创新水平在市际尺度具有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无论使用相邻矩阵还是地理反距离矩阵,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集聚对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及其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表明,城市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城市发明创造类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此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和产业结构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激发基础产业技术创新水平,鼓励跨区域人才合作与协同创新。     

差异的均衡: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协调度的动态考察(2004—2008)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实力雄厚,高等教育程度发达,考察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利用2004—2008年动态时间序列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     

文化集聚、旅游集聚与旅游经济发展——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

文化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集聚发展是提高旅游要素效率、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基于此,选取2012—2019年中国96个大型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文化集聚、旅游集聚与旅游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共轭驱动及空间外溢现象。结果表明：(1)文化集聚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倒U型关系,旅游集聚可以调节这种倒U型。(2)就全样本城市而言,文化集聚和旅游集聚整体背离共轭状态;异质性分析表明省会城市文化集聚与旅游集聚保持着协同发展的共轭状态;非省会城市文化集聚和旅游集聚尚未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形成协同发展的正向互动关系。(3)空间外溢中本地旅游经济受到文化集聚的长期影响,对邻近地区仅存在短期负向影响,而旅游集聚在长短期内均能发挥其调节作用。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为例

本文通过计算反映城市间空间关联的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社会矩阵,并将其引入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从空间维度研究长江三角洲十六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为克服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存在的固定效应,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数据的拟合。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城市间的地理距离、经济社会联系能够有效地刺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区间溢出,城市的创新能力、知识溢出、消费者需求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均具有正向影响,政府行为中的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正,但政府干预过度及政策扶持过多的影响为负。     

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经验证据和机制检验——以长三角地区的实证检验为例

发展好数字经济是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测算出2011-2019年度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倒U型”特征的促进作用,且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同时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资源禀赋下具有异质性作用。本文为数字经济如何赋能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也为如何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效建议。     

基于多模型的长三角中心城市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

区域经济联系的定量分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2008年＂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从学术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长三角各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且各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呈辐射状圈层结构。长三角一、二级中心城市对其他低等级中心城市具有绝对的经济辐射力,但是经济辐射带＂重叠区＂与经济辐射带＂塌陷区＂并存,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等城市均具有较大的经济辐射半径,经济辐射带与其他城市均有重叠,而苏北和浙江南部地区的部分中心城市,其经济辐射半径甚至不能覆盖其行政区范围,出现大范围的经济辐射带＂塌陷区＂。     

"长三角"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分布密度最大、地域范围最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连绵区域。随着国家将区域经济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国际成功经验表明,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滋养了城市。"长三角"现有高等学历教育院校296所,其中高等职业院校141所(不包括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长三角"包含16个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5强,财政收入占全国1/4,出口占全国的1/3,全国百强县半数以上都在这里,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长三角"就占了10个,而长三角城市群仅以全国1.1%的面积(10.96万平方公里)、6.5%的人口(8212.12万人),创造的GDP产出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随着"长三角"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Mega-lopolis)概念的提出和认识,"长三角"的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是由附着于空间上的知识要素、人才要素和制度要素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分别对应了城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的发育程度。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更能直接、及时体现"三大资本"程度。探索和研究"长三角"高等职业院校一体化发展模式,旨在适应和促进城市群发展和产业集聚与集群的趋势,使区域要素资源,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效能和能量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     

生态城市和产业集聚区的互动关系研究

产业集聚区因其聚集经济效益构成了生态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推动生态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城市为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文章选择产业空间集中度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做出综合评价。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生态城市化水平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