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的诗酒情缘论纲

中国是酒的故乡,更是诗的国度,酒与诗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岁月的流逝中,酒与诗不断交织融汇,相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国文学史由此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诗酒文化,诗人与酒的复杂而深厚的情缘,诗与酒的完美结合,吟酒诗独特的艺术特色都是这种诗酒文化的集中体现。 (一)酒与诗人的生活 历代中国大诗人与酒似乎有一种不解之缘,汉代曹操“对酒当歌”(《短歌行》“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嵇康、阮籍在沉醉中留下万言大作,唐代李白更是诗百篇皆因斗酒之功,被称为酒仙兼诗仙,张旭是“三杯草圣传”,戴叔伦则是“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到宋代,显贵晏殊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甚至女流之辈李清照也“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险韵诗     

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其它的问题,《诗经》不仅是＂诗＂而且是＂经＂,是＂诗＂与＂经＂的辩证统一,＂诗＂与＂经＂二者缺一不可,＂诗＂与＂经＂二者共同构成《诗经》的内在矛盾（内因）。由此可见,《诗经》的性质包涵＂诗＂与＂经＂两方面的内容,即《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辑,同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经典之一。     

《红楼梦》主题多元化探由

千古奇书《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以来,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楞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政治小说,或曰自传小说,或曰赶超有族衰亡史主题,或曰色空主题,数说各执一是,都似乎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本文拟就形成这种多元化理解的原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已谈到了。《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后人所说的多义性。此后诗论中也有偶尔涉及多义性的,如皎然《诗式》的谓“两重意”。西方也有过类似的论述,…     

《诗经》政治怨刺诗的表现方式研究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以诗讽谕怨刺的传统,这一传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形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反映着古人的文学观念。《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政治怨刺诗是这一传统最早期的作品,《诗经》政治怨刺诗是《诗经》中最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它不仅数量上在《诗经》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开创了我国怨刺讽谕的诗歌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选取了最能反映政治怨刺诗特色的呼告抒情、借古讽今、敷陈直叙三种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     

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类型包容性——从体裁学意义看中国古代诗话的划分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国诗学》,引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体例的划分,将以钟嵘《诗品》、释皎然《诗式》、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诗歌理论著作分为“诗评”、“诗格”、“诗话”三类不同的诗论体裁,不具备体裁学意义。从体裁学意义来看,包括“品、式、格、话”等各种具有断想式的论诗方式和记录式、随想式的结构组织的论诗体裁都是各种类型的中国古代诗话。     

从《明诗》篇管窥刘勰之诗论

以刘勰的《明诗》篇为核心,就诗歌生成而言,从"感物吟志"的辩证关系探讨诗之生成;就诗体而言,刘勰坚持"诗有恒裁"同时,看到了诗歌体裁的进化;就诗之体貌而言,提出了"随性适分"。     

辨体视野下的古代诗文——论《古代诗歌与散文》的编写宗旨与主要特点

所谓“辨体”,即从形式、题材、风格等层面把握各种文体的特点和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骈文、古文和小品文的体裁特征是不同的;诗、词、曲三者是有区别的;而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非典型的诗,也非典型的文。第二部分具体说明《古代诗歌与散文》的三个特点。《古代诗歌与散文》以“辨体”为基点,其显著特点是：在体例上以文体为经,以时代为纬,在内容上注重文体知识的系统介绍和文体类型的深入分析。与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相比,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委托项目的《古代诗歌与散文》,对文体知识和文体类型给予了更为充分的关注。     

“兴趣”与“气象”之关系辨析

严羽诗话体系主要构成之一为“兴趣”说,“兴趣”说阐述了诗的艺术本质及其基本特征,解释了什么是诗,以及优秀诗歌应具备何种审美特征的问题。另外严羽提出“气象”,指诗歌神情气概风貌的集中体现。《诗辩》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这里把“气象”与“兴趣”并列,同为诗法之一,“气象”与“兴趣”是两个有所区别而又相互有所联系的艺术范畴。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汉唐间军事诗与学科传统文化教育

蔡镇楚《唐诗文化学》称：“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文作为古代文化的艺术纪录,其中军事题材历久弥新。一部中国古代军事史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史。历代军事题材诗歌有“军旅诗”“边塞诗”“戎马诗”“征战诗”等。研究军事题材诗歌的传播和教学素材,方可更深刻、完整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真正推动青少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从文学的源头《诗经》开始,与军事相关题材的诗歌,则一路引领汉唐之间的文学情感线索。无论是对英雄崇拜,还是对个人生命的慨叹,抑或是对政治社会的反映、对征人情绪的宣泄,都围绕着军事这样一个主题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因此,教师在理解众多汉唐诗歌材料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建立一个融知识技能提升、情感态度价值观内涵发展的教学体系。     

论先秦时期《诗》与礼的关系

通过分析《诗经》中“礼”、“仪”二字的含义,论述《诗》反映礼的思想是《诗》与礼的关系中重要的方面。典籍记载礼典用《诗》的篇目有限,本文考察了《诗经》结集的情况及礼典中“无算乐”的性质,从而明确了典籍记载之外大部分储》篇与礼典的关系。论证锵》与礼都是先王之教的载体,是情志在不同阶段的产物,揭示了《诗》与礼之间的内在关系。     

谈上博简《诗论》第17简与《扬之水》篇的几个问题

《诗经》有三篇《扬之水》,分别属于《王风》、《郑风》和《唐风》。上博简《诗论》提到的《汤(扬)之水》究属何篇,是一个比较费解的问题。从诗旨上看,简文所指者当属《郑风》。由诸篇《扬之水》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认识《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兴”与“比”的区别问题。     

论《秦州杂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杜甫是客观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一代国史”的伟大诗人.他在悲剧性的政治生涯和“诗史”般的创作中,始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始终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真挚(《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情怀反映现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他屡遭排挤和打击,但他从未消沉和遁世,始终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治,关心皇朝的盛衰和民生疾苦,表达了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     

名物释读视域下对《关雎》的教学思考

在部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编者选入了许多《诗经》的篇目,如《关雎》《蒹葭》《子衿》等,由于诗歌中提到的很多名物距今久远,在教学中对师生都存在阻碍,但是它们刚好也可以作为诗歌教学的切入点。《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后世诗歌中的很多典型意象都是基于名物的特点提炼而来的,在教学中教师要区别名物和典型意象。在《关雎》一诗中,教师可通过对“雎鸠”“荇菜”“琴瑟”“钟鼓”几类名物进行释读,思考如何将前人名物训诂的丰硕研究成果和教学过程、文本内容、思想主题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加深师生对文本的理解,又可以加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使教学过程有逻辑、紧密有张力。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从“穷途恸哭”到“坐看云起”——古代诗人追寻安身立命的心路历程

阮籍、陶渊明和王维所处时代际遇各异,在遭遇到人生困境尤其是政治挫折之时,他们都选择了退却,同时还以诗传心声.但是在诗歌的意象选择、思维模式、精神风貌方面却相去甚远.这里除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影响和性格差异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思潮的变迁,阮籍之外“玄”内儒、陶之儒道交融、王之归心佛理,是其诗风大异之关键.阮籍《咏怀诗》意象继承楚辞、以神话居多,精神风貌上展现的是“穷途恸哭”式的儒家之悲愤;陶渊明《饮酒》、《咏贫士》、《读山海经》、《杂诗》等作品,意象中虽有神话,但以历史类的居多,展示的是“倦鸟知还”的“固穷”、“任真”;王维辋川诸作意象以山水田园为主,展示的是“水穷云起”的随缘任运.这一线索也展示了古代士人在立德立功方面受挫之后转向内心自我的心路历程.     

试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八十一章五千余字皆用韵文写成,是一部很好的哲理诗。《老子》也叫道德经,前三十七篇讲“道”,称“道”篇,后四十四篇讲“德”,称“德”篇。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依据年代推测,《老子》一书就当为他本人所著。这部书是研究老子思想的重要史料,它记载了老子的基本思想。整部《老子》,就其体系来说,完全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但在这一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春秋末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纷纭变化的产物。研究《老子》一书,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自然现象中的许多矛盾概念,诸如,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有无、难易、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等。《老子》正是通过对这些矛盾的论述,展现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它的主要内容,集中表现在对矛盾双方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认识中,这是《老子》哲学的合理内核,对于中国古代两点论的发展,是一大贡献。这些合理内核被历代进步的思想家用来作为宣扬进步思想,反击形而上学的有力武器。对《老子》的注释、发挥,在后来的学派纷争中形成了两大体系。韩非、王充、王夫之     

论泾渭清浊的变迁

泾河和渭河孰清孰浊?这是长期以来各家争论的老问题,似乎无再论述的必要。不过它关系到泾渭两河流域土壤侵蚀的演变,还应该提出来重新研究讨论,为当前泾渭两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依据。一、有关泾渭清浊的论点泾渭清浊的问题可以追源到《诗三百篇》。在《邶风》的《谷风》这篇诗中,曾说过“泾以渭浊,湜湜其沚。”这篇诗据说是春秋时期的作品①。“泾以渭浊”这句话说     

熊十力诠释《诗经》学的向度探析

《诗经》是“六经”之一,熊十力对《诗经》进行新的诠释,走的是一条“经学泛哲学化”的理路,把“四科”之中的“义理之科”作为“六经”之宗,没有“义理之科”的贞定,“经济之科”“考据之科”“文学之科”乃茫荡无根据。他明确指出《诗经》一定有《诗传》,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诗传》的总纲领。同时认为,《诗经》里面的诗歌,大多出自“农家”学派之手。《诗经》中有大量表现“怨”的诗,当作孟子的论断“《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原因。熊十力对《诗经》中《二南》诗高度重视,之所以读《关雎》得出“思无邪”的评价,缘见得人生本来清净、真实,不须作更多的猜想。同时他指出了中国宗教之所以不兴的原因,即“即事多所欣”。在日常生活里,自有一种欣悦、和适、勤勉、温柔、敦厚、庄敬、日强等等的意趣,用不着起什么恐怖,也不须幻想什么天国,并要求我们通过解读《二南》,识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向前努力,而不至于面墙了,表达了熊十力对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     

略论先秦"言"、"意"观及其影响

先秦关于“言”、“意”看法有四种。有极端的“情欲信，辞欲巧”的信抑型语言观和“得意亡言”解构性言语观；有孔子的“辞达而已矣”的中庸性语言观和《易传》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而“立象尽意”的重构性语言观。后两对古典诗歌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立象尽意”的表达策略消解了诗歌艺术中的主客观对立的关系，使中国诗歌美学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诗言志”说的启示

相传孔子删诗,是从三千多首古诗中选取三百零五首编辑成册,此即汉以来所说之《诗经》。而这三千多首古诗,当是我国最早的“诗”了。那么弄清这些最早的“诗”的功能和性质,则《诗经》这部作品也就可以大致定性。关于“诗”的功能和性质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命夔“典乐教胄子”那段话。据此则知,“诗”是用于“言志”的,并要配合音乐来歌唱,讲求声韵和谐美听,“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歌唱时还要“击石拊石”,打击乐器以协调统一节奏,进行纹身化妆的“百兽舞”表演。总之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无疑这即是一种带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巫祭仪式,而非简单的音乐或诗歌教学活动。而“诗”在巫祭中的功用,即是表达祈祷祝愿之类群体欲望,所谓“诗言志”者本意在此。因此,《诗经》中诗应该就是用于巫祭的礼辞,其作者当然是那些主持巫祭仪式的巫师。为了作进一步侧证,文本还引用《诗大序》关于《风》《雅》诗区别所说一段十分费解的话详加读识,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