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札记

韩愈所承传的史传传统 ,是从《春秋》、《左传》到《史记》一脉相承的直书实录精神 ,推崇的是《春秋》“褒贬之法”。其“人祸天刑”说盖有所激而言。其史传代表作《顺宗实录》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史才、史品     

韦待价西征吐蕃年代考

武则天时文昌右相韦待价任安息道大总管以讨吐蕃,因军事不利、损兵折将而被流放绣州。此事见于唐代文献多处,《旧唐书》卷６《则天皇后纪》和《通鉴》卷２０４云永昌元年五月出兵,七月被贬;《新唐书》卷４《则天皇后纪》云垂拱三年十二月出兵,永昌元年七月被贬,《旧书》卷７７《韦待价传》云垂拱三年出兵。两说孰是,考证如下：首先,据《旧传》载：韦待价出军到达了远在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霍城县西北方紧靠原中苏边境一带的弓月,以古代的交通条件,两个月内就从洛阳到达那里是相当不易的。其次,《全唐文》有几篇文章,从…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

本文依据《李秀成自述》原稿之影印本及其他有关文献,以研究文献形态的方法,得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未被抽毁的结论。罗尔纲先生的“曾国藩抽毁”说不能成立。     

余子俊督筑延绥边墙的几个问题

一、督修时间位于今陕西北部地区的延绥边墙,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边墙最初是由余子俊主持修筑的。关于余子俊督筑延绥边墙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明史·兵志》说,始筑于成化七年,《皇明九边考》卷七记载,筑于成化八年。甚至同一书中也有不同记载,如《榆林府志》卷廿六记此事在成化九年,而卷九却记为成化十年闰六月。诸说皆不够准确。督筑时间应当在成化十年上半年,竣工之时早于同年闰六月。《明通鉴》载:“宪宗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筑边墙成,上其     

康海评传

誓龀为文弱冠成,便于海内窃时名。狂来颇欲吞江海,志定何须论浊清。——《漫兴》这是康海的一首自述诗。康海作为明代前七子领袖之一,与李梦阳“兴起古学,排抑长沙(李东阳),一时奉为标的”(《列朝诗集小传》),这并非“窃”,而是真正的声名震撼了明中叶的文坛。“狂来”、“志定”,不过属激愤之辞,事实是,他抱负宏大,自比稷契,要求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真有“欲吞江海”之势,论辩社会“浊清”的远见卓识,更有振聩发聋之力。“志定何须论浊清”,为什么要“何须”呢?原来由于他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写作年代考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目前有元和二年至六年翰林制诰和长庆元年中书制诰两种观点。制文收入白集翰林制诰中,中书制诰说显然难以成立。依据新出土《李(曾羽)夫人韦氏墓志》《李(曾羽)玄堂记》等七方石刻文献,印证传世史料,可知李元和八年春由金州刺史入为虞部郎中,制文内容基本属实,制文即作于此时。此制并非存疑之作,而当为白居易出翰林院后的拟制。     

诸葛亮木牛流马制造地考辩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的奇创,对于它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它的制造地众说纷纭,《三国志》、《水经注》等说在"褒城县黄沙戍",《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说在"景谷县木马山",《事物纪原》说在"江州",《三国演义》说在祁山附近的"上方谷"。通过考察辨析,提出:"木牛"和"流马"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制造;《后主传》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均可成立,二者没有矛盾,即亮建兴九年出祁山使用的"木牛"在利州景谷县木马山制造;建兴十二年出斜谷使用的"流马"在梁州褒城县黄沙戍制作,其高承"创制于江州"和罗贯中"在上方谷制造"的断言,或论据不足,或无据可考,皆不足为信。     

反思《小雅·采薇》“戍役还归”说

清代姚际恒、方玉润认为《小雅.采薇》中有既归之词,方遣又不可逆料归期,以及＂一月三捷＂的事实,又有情景交融的景色描写,因此断定非＂遣戍役＂之诗,提出＂戍役还归＂说。然而结合宋代朱熹《诗集传》与段昌武的《毛诗集解》,可知清之前人早已论述了采薇以计时、戍役期固定、三捷是约言、雪景是预设等。因此姚、方二人的论证仍值得反思,他们的说法有助于从艺术境界上理解《采薇》,然而一旦涉及诗作的创作背景及内容时,就显得漏洞百出。     

《后花园》:萧红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

继成名作《生死场》问世后,萧红又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小说的最后一章写了磨倌冯歪嘴子在东北残酷的自然环境和冷漠无情的群体氛围下顽强的生命力,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呼兰河传》发表之前,萧红还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后花园》,里面同样讲述了磨倌冯二成子的故事,只不过整个故事内容有了变化,人物性格也迥然有异,所要表...     

《旧唐书》唐武宗生日辩误

《旧唐书》卷１８上《武宗纪》载：“（武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东宫。”而王溥《唐会要》卷２《帝号下》载武宗：“元和九年甲午岁六月十一日生于东宫。”文下小注曰：“以其日为庆阳节。”因此,两书记载有歧异。而据武宗会昌年间居住在长安的日本僧人园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有三处涉及武宗生日的记载。《行记》卷３：“（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诞日,於内里设斋。”“（会昌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德阳日,大内降诞降斋。”同书卷４：“（会昌三年）十一日,今上德阳日,内里设斋,两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论义。”唐代…     

关于“空印案”时间

明洪武年间,大案迭起。其中较早的一宗就是“空印案”。今之论者以《明史·刑法志》的记载为据,认为此案发作于洪武十五年。这是不正确的。首先,《国榷》卷六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怀庆知府林方徵上言曰:“……又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反得升擢,朝廷赏罚有失明信,何示劝惩?”可见,此案实发生于洪武八年。其次,济宁知府方克勤是“空印案”的涉及者。他的儿子方孝孺写的《先府君行状》载,方克勤“(洪武)八年……得罪,谪口浦,终岁     

司马迁笔下的下层人物

司马迁是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在1926年讲授《汉文学史纲要》时,又称道     

历史悠久的安顺文笔峰

位于今安顺城中心地带的西秀山文笔峰,是安顺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一。这座文峰建自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前的文笔峰,据《杨珍林年谱》所言,塔上有门有窗,是一座砖砌的七级楼阁式塔。成丰元年重修改用石料,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密檐式石塔。无论古代还是现今,文笔峰在安顺始终具有极高的地位。     

《蚋子赋》作者考

《全唐文》卷855王周名下收《蚋子赋》一篇。据《旧五代史》卷106《王周传》:“王周,魏州人。少勇健,从军事唐庄宗、明宗,稍迁裨校,以战功累历郡守。”又谓历任后晋、后汉数镇节度使,卒于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全唐文》王周小传所述全同,当由此出。可知此王周乃北方军人,自小习武,则《蚋子赋》似非其所能为。《全唐诗》中华本卷765亦收王周诗1卷,据胡震亨《唐音戊签馀》卷61所考,知此王周为五代北宋初人,登进士第,曾在巴蜀做官。再细读其诗作,又可索知其常来往于长江中、上游之间。《蚋子赋》序曰:“蚋子……状小而黑,世云巴蛇鳞介微虫所变耳。”按“巴蛇”,《山海经·海内     

嘉靖辛卯《雍熙乐府序》作者“王言”考

春泉居士王言所撰《雍熙乐府序》,是判断《雍熙乐府》版本的重要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前学者未能充分重视此篇序文的作者,致有讹误。今考证得：王言,字君实,号春泉居士,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今浙江丽水市云和县）人,活跃于正德、嘉靖年间,雅好文艺,与当时贵胄名士多有交游,现存曲作三首。据王言的交游资料可知,其官职为锦衣卫千户,惜明代《武职选簿》残缺,不足征信,未能揭橥其任职经历。今之钩沉考证,可兹匡补《全明散曲》《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之失。     

朱熹《大学》研究之创见与迷失

朱熹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大学》,所以要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就必须了解他高度推崇《大学》的文化意蕴与思想意义。文章通过对朱熹《大学》研究之创见与迷失的认真梳理与仔细分析,揭示了朱熹将《大学》分经传是为了便于“格物补传”,而朱熹之所以要将自己的“格物传”塞进《大学》,说成是为《大学》所补的“格物传”,实质上是为了“化己说为经典”,确立自己一家之言的绝对权威地位。     

论福建古代海上贸易

福建古代海上贸易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福建古代海外贸易的特点、原因、影响谈些肤浅的看法。 一 福建古代海外贸易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特点。 时间早,历史悠久。据《汉书》卷53“江都易王传亦”载,早在汉代,福建的东冶郡与南海诸国就有了海上交通。《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可见当时福州已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港口和转运站。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     

《师说》讲析

《师说》的写作时间,据方成珪著《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载,系唐德宗贞元八年(803).这一年韩愈三十五岁,刚刚在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玄、史、文、儒)博士,是个从七品学官.他热心教育后学,重视师道,对于前来求教的人,都给以诚恳的指导.《新唐书·韩愈传》说:“(愈)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可见当时求教他的人不少.《重答李翊书》中说:“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敦煌俗文学里的通俗小说

敦煌俗文学里有一类是以散叙为主的通俗小说,实质上就是话本,但多数是说话人所抄的提纲式的底本.唐代早有“说话”这一项文娱活动.当时讲李娃故事的就称作《一枝花话》,见于元稹诗的附注.敦煌写卷中有一篇《庐山远公话》,明确地题作“话”,无疑是现存话本的早期形态.讲的是梁朝高僧慧远的故事,不过和《高僧传》里所记慧远事迹大不相同了.《远公话》铺叙了远公的许多神奇事迹,最奇特的是远公在庐山修行,遇到以白庄为首的一伙强盗,把远公掳去为奴.随后白庄又以五百贯钱的身价把远公卖给东都崔相公为奴.远公在崔相公家勤苦劳动,还给他们家里人讲《涅槃经》,感动了崔夫人及众家人.这时远公的徒孙道安来东都说法,远公请求去和他比赛讲解经义,问倒了道安,才说出自己原来是远公,因为前世替崔相公的前身作保,欠了白庄的前身五百贯钱没还,所以现世要给白庄作奴还债.于是崔相公奏报皇帝,迎接远公入宫供养.最后又回到庐山,归依上界.这个故事虽然宣扬佛法,然而正统的僧人并不承认它是事实.元代僧人普度在《庐山莲宗宝鉴》中指出《庐山成道记》有七处不合事实的地方,正和《庐山远公话》相同,可见这个话本只是一种通俗小说,而且直到元代还在流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