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因的散文创新

刘因的散文创新主要表现在碑志文、解体文和记体文三方面。碑志文的创新熏主要在于以小说笔法入碑文熏重视事件情节的交待熏注意碑主在事件中行为的描摹。解体文创作融入小说写法,使这种文体的创作别开生面。记体文采取文言笔记的做法,搜奇以志怪,并加以哲理说明,以志怪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理学观点。     

墨子的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

义利之辩是先秦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法家主张重利轻义,墨子兼采儒法之长,提出尚利贵义,主张义利并重,体现了一种合理有限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符合当代人的行为倾向。墨子的义利观为我们构建现代商业伦理提供了义利统一的基础性原则和交相利的手段性原则。     

试析孟子“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作为儒家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从未丧失过其独特的吸引力,至今仍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命题。在诸多对“义利之辨”的讨论中孟子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的义利思想不仅正式将“义利之辨”推上伦理思想史的舞台,更是对后世学者对义利关系的讨论有着重要影响。从讨论孟子“义”、“利”含义着手,通过对其义利观内容的解读和对义利观背后矛盾的考察,厘清孟子“义利之辨”的原本思想脉络。     

以文载道 品文育人——浅谈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的“文道统一”

“文以载道、文道统一”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原则。“文”即表现形式,“道”即思想内容。语文学科的重要特点是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辩证统一,讲究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统一,把思想教育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寓于艺术美感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即所谓的“文道统一”。纵观古今教育家,有关文道结合的论述可谓“异曲同工”。     

关注世俗与平民关怀人生与生存——读池莉的小说有感

平民化是池莉小说创作的特征,她的作品展示了平民世俗生活的艰难与无奈,也写出了普通百姓“不屈不挠活着”的进取精神与执着追求。因为对芸芸众生零距离的观注和与世俗平民融为一体的亲和,她的小说被称为“当代平民生活历史的仿真画卷”。     

“育”与“养”的统一——论陶行知的人本教育思想

陶行知以“人”的因素作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确立了包括全民教育原则、全面教育原则、民主教育原则、创造教育原则、生活教育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在内的教育理论,实现了“育”与“养”的统一,体现了教育主体的根本转变,实现了教育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向,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和人本特征。     

文艺鉴赏中的“情“与“理”

文艺用形象反映生活、传达思想感情。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内容,决定了文艺鉴赏伴随着“情”与“理”的活动。“情”与“理”的融合构成了审美鉴赏过程的主客观的统一。     

为世用 敏于笔——试论王充的应用写作思想

王充的《论衡》在提出的“五文”说时将“上书奏记”即应用文放在重要地位,表现出丰富的应用写作思想,屡次将公文与文学对举显示其“文”、“笔”的分辨意识。王充认为应用文应广为世用,有辨别真伪、劝善惩恶的道德伦理价值;主张应用写作遵循有用的原则,要求写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保持应用写作文质的统一,但本质的真与形式的美冲突时往往先质而后文;应用写作应针对社会现实,面向客观生活,应用文应切中时弊、补察时政。     

畸形人生:“豆腐西施”的社会阶层分析

鲁迅在小说《故乡》中,塑造了一个猥琐、贪婪、世故、狡黠、令人不齿的“豆腐西施”形象.事实上,“豆腐西施”形象包含了丰富的社会阶层因素,她出身乡镇平民,经济窘迫,饱受艰难时势的折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无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样的阶层因素使她在心理上怨毒扭曲、言行上泼辣放肆,喜好占有他人财物,既欺辱排挤比自己更卑微的弱者,又敌视嘲讽生活优于自己的城市居民,由旧时的小家碧玉沦为面目可憎的泼辣老妇.通过塑造这一形象,鲁迅先生生动再现了乡村社会解体、风俗败坏的现实,显露了其乡土写作风格的犀利透彻与真实深刻.     

现阶段汉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刍议

目前绝大部分中学采取的“文理分家”的应试教育,导致了部分理工学生“重理轻文”,从而制约了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语言使用沉渣泛起,中文中出现了洋化、封建化、庸俗化的严重问题,这必将侵蚀国家形象,侵蚀下一代成长;语言使用中错别字过多,滥用繁体字,这既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的原则,也不利于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交际作用。     

从墨家"义利一元"论探讨现代企业伦理

认为墨家主张义利一元论之哲理,而“义利一元”包含经济、伦理与价值三原则;墨家还以“利”说社会正义,并由此引出对企业伦理的再思考。     

孟子“三辩”的义理结构及人文意蕴——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考察

“人禽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构成孟子共同体思想中的三重辩证关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现实考察,其理论价值在于：“人禽之辩”构筑了人性根基,“义利之辩”确立了实践准则,“王霸之辩”设定了终极目标。其现实意义则在于：“人禽之辩”通过“共情”,彰显了人类可以跨越种族、肤色、国界、意识形态等,建立起彼此间的情感呼应和人性诉求;“义利之辩”则说明个体、群体与他者可以实现“共赢”,达到利益均衡与协调;“王霸之辩”则强调在多元世界的政治冲突中,各国之间应当立足构建和谐稳固的多边关系,将“王道”作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论儒家思想对传统武德的影响

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儒家思想对传统武德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仁爱思想、修身思想和义利思想对中华武术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体系、价值标准,尤其是习武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中和、仁爱、修身和义利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视和肯定,促进了传统武德思想观念的完善与发展。     

“义利之辨”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职业教育探讨

本文在详细阐释大学生就业观和高校职业教育的概念下,通过儒家传统命题“义利之辨”下义利观的内涵及主要内容的阐释,剖析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和高校职业教育所存在的泛滥的“重利”思想和缺失的“义”的思想的现象,以“立志”“慎欲”“崇义以养利”为切入点,为高校职业教育提供一条培育大学生义利兼顾的就业观的新途径。     

试析老舍小说中的“小市民”形象

享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在现当代文坛上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在小说中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小市民"形象,一方面给我们描绘了中下层民众生动质感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呈现了一副活色生香的城市文化图景。通过对其笔下的市民形象进行分类解读,进而探析小市民形象背后的平民意识与市民形象的文学价值。     

孟子义利观新探

在义利问题上,孟子没有忽视人们物质欲望的正当性,承认人们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利,肯定人们对财利的欲望是人们的基本欲求,所以他不反对求利。但是,他又把义引入了求利活动,认为义即精神才是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他对不同层次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统治者和士人求利,须受义的规约,义利不能兼顾时,应舍利取义,必要时,当舍生取义;平民百姓求利,则尽力予以保护,不必加以过多的道德约束。孟子的义利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方嶂与吴敬梓《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四十岁前所作诗词赋等“有韵之文”的《文木山房集》,幸赖其真州至友方嶂“遽捐囊中金”付梓而“成此盛举”。斯集中的方崞等序文提供了吴敬梓家世际遇、生平思想、创作、研究与交游等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因方嶂出资刊刻得以传世的《文木山房集》,具有丰赡的内容和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在形象揭示作者人生阅历、诗词赋创作轨迹,叛逆思想产生、发展与终占主导地位,和为撰写巨著《儒林外史》准备较充足第一手材料诸方面,昭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

《史记》不仅开我国纪传文学的先河，而且对我国叙事性文学元杂剧有深远影响。《史记》所表现的司马迁的正直精神，激励并鼓舞着元杂剧作者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敢于为民呐喊。元杂剧继承了司马迁的“爱奇”审美观，不仅描写了“倜傥非常”的英雄，而且描写了大量有奇特个性的平民形象，突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具有壮观的悲剧美。在人物塑造上，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上，元杂剧无处不显现出《史记》影响的痕迹。     

透过《论语》探寻孔子仁学义利观的时代价值

义利观是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辩证地看待义利关系,认为“利可取”,赞成人们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但强调获利应以求“仁”行“义”为前提,而且要“以义制利”,形成了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参与性、道德性特点和辩证性、实践性特质的仁学义利观,这对经济、社会、政治、道德建设以及人的思维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于日本阳明学的几个特质

拟以日本幕末维新期尤其以山田方谷为代表的保幕派或协幕派阳明学者为重点考察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同一时期日本阳明学基本特质的概述与阐释.在所叙述的几大特质中,有的应当属于整个日本阳明学而能显示其时代共同性的特质,如“王朱并举、以王为重”和“文武并举、以文为重”等;有的则主要属于部分日本阳明学而能显示其政治立场性的特质,如“道术并举、以道为重”和“义利并举、以义为重”等.这些特质虽皆与中国阳明学有联系,但其日本化现象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