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对宋词离合之法的总结与体认

清人从宋词中总结出的离合之法可分两类:一类是指写景抒情词中景语明离而情脉暗合的创作技巧;另一类概指宋人咏物词中一笔两到、物离神合的表现手法。其他所谓“层层脱换、笔笔往复”、“不犯本位”等技法与离合手法之间实为异名同实之关系。清人借鉴时文理论,以“离合”这对范畴将宋词中不自觉的创作现象总结、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创作理论,这样不仅有效推进了清词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宋人在清代的传播情况。此类法则的提出也表明清人对词体特性与主体性情间关系的把握已达到一种辩证的深刻。     

苏轼诗歌创作论新探

苏轼不仅在诗、词、散创作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而且其诗歌理论亦自成体系,且多真知灼见。仅就其诗歌创作论来说,主要有：倡“有为而作”,重“以意为主”,贵有感而发,重“博观”、“多为”的创作准备,追求“辞达”“自然”的艺术表现。内容丰富,论述精辟。     

苏轼"艳科词"一瞥

以批评柳永词为“柳七郎风味”而著称的苏轼,其实也创作了大量的“艳科词”。以对女性的描写为视点,苏轼的“艳科词”大致可分为“侍儿词”、“妻妾词”、“歌妓词”等诸种类型,且在艺术上不乏与“花间词”相类者。导致苏轼创作“艳科词”的主客观原因,既与豪放词在北宋不受欢迎、“柳七郎风味”大畅其行的社会背景相关,又与苏轼对其词学审美认识的调整与改变关系密切。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略论李煜词的艺术境界

李煜作为南唐后主，末代皇帝，在词的创作上独辟蹊径，一扫“花间派”积习，开一代先河，对宋词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他把词的意境美写到极致，巧妙娴熟的写作技法，使词的“造境”与“写境”各呈异彩。虚实相生，朴实自然与朦胧隽永相结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化"进程

“去俗复雅”是歌词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词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纵观唐五代北宋词发展的基本走向，词的“雅化”演变进程，似一条红线贯穿于词史发展之始终。从词风大的转移角度着手，唐五代北宋词的“雅化”进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敦煌民间词至“花间”代言词；从“花间”代言词至化抒情词；从人抒情词至大晟典雅词。大晟词人以四个方面的作为昭示了“雅化”的业绩。同时，大晟词人也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漫谈“点滴”一词在诗文中的妙用

通过品读“点滴”一词,让学生体味诗文的深情。举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几个实例．揣摩“点滴”一词的深层涵义,品味诗文所表达的深情和所营造的艺术境界。通过品读精美的诗文．学习锤炼字词的技巧,提高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     

清代论词“南北宋之争”推阐

“南北宋之争”是古代词学批评中颇为重要的命题，清人接踵阐述对该话题的看法，或者推崇北宋词，或者尊尚南宋词，或者抱持兼容并取态度。清初，“南北宋之争”话题蔚然兴起，宋徵璧、朱彝尊、宋荦等人的观点尤具卓识。清中叶，“南北宋之争”呈炽盛情势，吴衡照、王昶、蒋方增等人不断推进相关思考。清末，“南北宋之争”趋于分流与落定，陈廷焯、姚椿、谢章铤等人贡献尤多。在清代众人的不断努力下，“南北宋之争”的边界、外延等方面都逐渐得以确立，推动了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对古典词论的拓展深化亦裨益甚大。     

季世悲吟 词坛结响——常州词派的现实关怀与裂变史程

论题:中晚期常州词派研究 答辩通过日期:2003年5月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界多重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很少关注其创作实绩。该论文以常州词派创作实绩甚丰的中晚期作为观照重点,深入而具体地从理论与创作结合上探究了该词派的文学成就。 论文分上、下两编。主编“史论”提出常州词派中晚期作家可分为“守成型”与“变革型”两个群体。“守成型”代表有许宗衡、谭献、庄棫、冯煦等,其理论主张为“托志帷房,眷怀君国”,创作实践亦大致如是。“变革型”代表有蒋春霖、端木埰及所谓“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他们与“守成型”词     

试论离合法在宋词中的运用

宋词中的离合艺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历来词家对之语焉不详,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纵观离合法各种辩析,提出离合法在宋词运用的两种类型:一是写景抒情词中景语明离,而情脉暗合的写作技巧;二是宋人咏物词中遗貌取神、物离神合的表现手法。清人以"离合与不犯本位"对宋词不自觉的创作现象进行总结、并升华为理论,从而推进清词的发展。     

论“本色”与“当行”

“本色”与“当行”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重要术语。“本色”“只指填词”语言自然的艺术风格 ,主要表现在叙述语言、人物语言、描写语言三方面。“当行”“兼论作法” ,指内行之义 ,表现在戏曲语言风格的处理、戏曲辞律和谐的作法要求、戏曲整体创作艺术水平的评价三方面。两者关系从审美最高要求论 :“本色”的应该“当行” ,“当行”的也要“本色”。从“本色”、“当行”到“自然”、“有意境”的范畴改造和超越工作起于明代 ,成于近代王国维 ,使王国维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立新说 ,独成一家。     

无情流水多情客——再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王国维论词主“境界”,《人间词话》有言：“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是说在对待诗词创作与自然人生的关系时,感性的投入体验与理性的思考提炼不可偏置。静安先生是在论创作,而一“内”一“外”、一“出”一“入”之说对诗词作品的审美接受也有原则性的启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内”,是其对景物、史实的具体刻画,即所谓“言内之意”;“外”则是词中蕴含的情致和艺术境界,即所谓“文外之致”。由这一视角重读这…     

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

以学问为词是对词创作中一类作法的总称。苏轼的以学问为词有种种表现：用典、隐括、和韵、集句、回文等。其利弊得失各不相同。以学问为词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在词史上具有某种开拓意义，在创作实践中不乏成功之作，且有个别经典作品，但与词体“吟咏情性”的大旨有所背离。难得苏轼对此能有所节制，所以并未推向极端，也未发展成为苏词的主要创作倾向。     

清代“以学为词”刍议

“以学为词”是清代词坛的普遍现象,肇端于宋,却极盛于清,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顺康年间的“以学为词”沿袭宋代的形式——高密度运用典故和化用成句;康熙中叶以后,词之创作主体学者化,为彰显学问和学术交流的需要,他们创制了大量的集句词、论词词,甚至在词中浓墨重彩地进行自注;雍乾时期,以考据为代表的朴学大兴,大批学人投入诗词创作领域,学人开始主导词坛,他们视词为学问的载体,不仅将学问酝酿为一种高洁的人格姿态与清幽的词境,而且还以专门之学入词;嘉庆道光以后,常州词派提倡的“寄托”说,仍以学问为根柢,他们从理论和创作上都对“以学为词”做了提升;晚清四大家将“以学为词”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天资、学力和境地的差异性,他们采融学问的效果不尽相同。“以学为词”一方面开拓了词境,提升了词体地位,但同时也戕伤了词之美感特质。对清代的“以学为词”进行深入研究,不但能够还原清代的词林生态,而且能够探析清人隐秘的创作心理,从而总结出创作规律,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李清照师事晁补之论

李清照是中国学史上的杰出词人,不仅在创作方面成绩卓,以独具一格的“易安体”擅名词坛,而且在理论建树方面亦有辉煌成就,其《词论》堪称词学丰碑。然而,在其家学之中却并无词学渊源。对李清照产生重大影响的词家当是晁补之。晁补之评词的理论观点,对李清照词学理论的形成有所启发;晁补之的词作,对“易安体”的美学风范也有相当的影响。     

张炎“清空”观新论

张炎的词学专论《词源》是其在对历代文学理论家的相关理论的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对宋词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张炎在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清空”的词学观念,建构其理论内涵、强调其创作方式、推崇其典型的代表词人、词作。张炎的词学理论,尤其是“清空”观,对后世的文学评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无言的哀愁——谈李煜《相见欢》词中的孤独体验

唐五代时期登上词坛的李煜,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的词虽然缺乏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而产生不出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但其词特别是入宋后的词作,却一空依傍,直抒胸臆,既短小明朗,又含蓄无穷,被称之为“神秀”之作;艺术境界高大阔远,语言天成自然,流走如珠;冯煦在《蒿阉论词》中称其词“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尝有。”特别是他把词的创作从狭窄的、虚浮的“花     

论张炎的闲愁词

张炎的《山中白云词》中有大量的“闲”、“愁”出现，且有许多与“闲”、“愁”相关的意象。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将张炎的词定性为闲愁词，并初步分析了他的闲愁词的创作环境与他创作时的心境，他的家学渊源与他的词学观念的指导，他的闲愁词中的相关意象与其词的艺术风格。由此可见张炎其词的真正面目。     

吴世昌先生求真求实的词学理论

吴世昌先生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坚持求真求实的态度,提出词的创作理论：前提是“说真话”,内容要明白自然,表达要切实诚恳。基于求真求实的理念,吴先生还提出词学研究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其一,读词须“戒穿凿”;其二,对前代词话中的一些“本事”不能盲目信从,要辨别其真伪;其三,读词须有想象力等等。     

《花间集》批评与词的体性论的深化

人们对词体体性的认识首先通过对《花间集》的体认得来,并伴随着词学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和清晰。晚唐五代,《花间集》成为艳词理论的代言,北宋词体观在极大程度上是从《花间》词中概括出来的,强调词体应具备儿女之情与柔婉之风的独特格调,并从中总结和确立了“词为艳科”的观念,明人则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最基本的艺术特质,清人在普遍肯定词之言情的前提和基础上,开始以《风》、《骚》之义来规范词体体性的情感内蕴,并且肯定了词绮靡艳丽、哀怨悱恻、情深语艳、雅艳相资等迥异于诗歌的外在体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