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意识形态——兼谈“红色经典”中的身体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身体,在其对身体的叙事中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征兆。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     

兼身体的意识形态——兼谈“红色经典”中的身体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理身体，在其对身体的叙事中都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征兆。身体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中经历了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力量逐步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意识形态形式。     

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

1957年《诗刊》的"编者"采取"投其所好"、"放大描摹"和"谨小慎微"话语方式,建构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顺应国家权利主体和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文本——"编后记"。《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的时代特性,展现了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话语讲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文学期刊"言说"的艰难。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文学媒介角色参与了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规约和不断强化,彰显了《文艺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媒介价值观。“辩难体”、“驳论体”、修辞格及工农兵话语、杂文体式的特殊强调,传递出了《文艺报》是建构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制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重要历史角色。     

试论“反思文学”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以《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为例

在现代中国汉语文学史上,＂反思文学＂与时俱进地在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家的个体精神诉求和读者的艺术审美期待中实现空前结盟,用小说文本这一艺术形式展现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文化生态。小说《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真实地再现了右派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确认的精神矛盾：苦难反思与道德拯救的二律背反;主体建构与民粹诉求的二元对立;时代精英与落难书生的双重身份。＂反思文学＂以其绝对敏锐的艺术眼光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为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确认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从“宏大叙事”到“叙事游戏”——《人到中年》和《冈底斯的诱惑》的比较

《人到中年》和《冈底斯的诱惑》这两个文本是处于新时期两个重要时间点的重要作品。从其创作方法、小说观念的异同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从意识形态普遍化到反抗意识形态，从寻找历史主体到个人化写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嬗变轨迹。     

从“歌颂”、“追寻”到“彷徨”——十七年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创作心理探析

十七年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过多介入导致文本的艺术建构受到严重的影响;寻根文学由于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使寻根文学变成了一场高蹈的话语狂欢;新写实小说由于创作主体内心的冲突与彷徨,导致文学的责任与理想的失落。     

古典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性言说——评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史传作品的代表作品《史记》文学经典化作了理论性探讨,其“文学经典本质说”“建构路径多样说”“读者主体能动说”,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框架,使该论著成为研究“史传典籍何以文学经典化”的开先河之作,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理论性言说的典范。     

胡适“双线文学观”与“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

“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显性话语。只是前者侧重语体更新,后者侧重文学主体的阶层属性。胡适标举“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对抗是文学史发展动力的“双线文学观”。在颠覆传统、重构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下,胡适扩大了“白话文学”的概念内涵,将“民间文学”等同于“白话文学”,从而扩展了其“双线文学”的话语阵营。     

哲学、“实践”与“霸权”：柯尔施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实践哲学建构起来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通过其霸权理论建立起来的,他们二人又都是以对哲学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来完成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工作的。因此,哲学、实践与“霸权”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基本范畴。正是从这些基本范畴出发,他们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践哲学”及其“转型”和“文化霸权”及其相关问题。在前一个领域,主要讨论的是意识形态理论的视角问题,而后一个领域则主要讨论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要关注的核心话题。     

张贤亮创作新解

从建国到“文革”，国家意识形态总是以公开或者隐蔽的方式，对文学形象进行规划、调整、建构或排斥。这个时期的小资形象虽是一个弱势的形象类型，但却是权威意识的重点规训对象。这里的小资是指被下放劳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被一下子打人冷宫，而是受到不断的批评、修正，被期望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自行走向解体。     

对“反思”文本的反思──重读《苦果》

《苦果》是80年代“反思”文学的重要文本,反映了当时文学与主流意识的密切关系。以阿尔都赛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参照,反思80年代初的“反思”文学的文本──《苦果》,体现了90年代新的理论视野与80年代文本的对话。《苦果》在问题的设置、结构的安排、文本阐释的潜意识等方面与阿尔都赛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致性。     

“大革命文学史观”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论杨洪承先生《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杨洪承教授的新著《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的首要之功在于建构了“大革命文学史观”。这种“大革命文学史观”提取于近现代三大政治革命,但又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覆盖性。它是建构在“五四”新文学的民主、科学意识形态之上的平民主义、现实主义等价值观的文学史学术话语。杨洪承教授运用“大革命文学史观”,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的结构形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家谱系的革命性,进行了细节性的考证和历史本质的归纳,揭示了普遍存在于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互动逻辑,从革命文学社群和谱系的角度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文学主体论”论争中的“去政治化”策略研究

“文学主体论”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主要围绕三点展开,分别是:人是主体还是工具;文学是受内在规律制约还是受外在规律制约;文学的根本性质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审美的.到“文学主体论”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与政治相区别的层级,即文学具有充分的主体性,使得文学能够并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形成了对于政治的新的超越关系.     

十七年文学与“风俗化”叙事伦理——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为个案的考察

“十七年”时期,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风尚等的综合影响,文学领域形成许多叙事伦理的“风俗化”现象。与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文艺政策、领导权等形式形成的规范性影响不同,“风俗化”叙事伦理是以隐性的潜规则形式影响文学的书写与发展的。作为共和国文坛第一个公案,《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颇具代表性,小说的知识分子道德叙事非正当性、日常生活的非“斗争”伦理,和在“城市”与“乡土”对比书写中作家对“乡土”道德优越性的漠视,是其获罪的根源。“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是潜隐的,往往显得更深刻。从“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和形塑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结构性转换的某些基本脉络。     

新世纪非虚构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以《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为考察对象

新世纪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不仅有其文本特质的原因,更是现代性持续显现的时代表征。在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以《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为代表的新世纪非虚构文学,呈现出个体复杂深刻却鲜为人知的现代性体验,在个体命运的互证中显示了现代性“变”与“不变”的矛盾,并以对现实的记录和对历史的重写,彰显了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品格。总之,新世纪非虚构文学既以对现实的真实记录而展现了现代性图景的繁杂,同时又在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反思性中建构着独特的中国式现代性。     

“百花文学”中离婚叙事的政治化

“百花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离婚叙事的“突破题材禁区”的作品：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秦兆阳的《归来》、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布文的《离婚》,但由于“百花文学”是处于“十七年文学”特殊时期,是“国家体制文学”“共和国文学”,是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因此这些作品必然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并从婚姻的缔造与维持、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对立关系、未离成的离婚叙事来探讨离婚叙事中的政治化以及将“儿女情、家务事”通过政治因素的干预,提升为“宏大叙事”的文本。     

“机关刊物”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建设

自1949年开始,“机关刊物”逐渐成为中国文学期刊的主要组织形式。与1949年以前文学刊物的主要组织形式——“同人刊物”相比,它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是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因此,它是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下的“机关刊物”模式,至1955年左右始基本定型。在这个过程中,《文艺报》与《人民文学》这两份刊物奠定了“机关刊物”的基本范式。从1949—1955年间的《文艺报》与《人民文学》在办刊路线、组织架构、用稿制度等方面的沿革,可以发现“机关刊物”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一样的“写法”——《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80年代文学中“怎么写”问题

小说的创作技巧问题是80年代文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关于现代小说技巧的启蒙之作,影响深远。本丈认为,正是对小说创作技巧的强调,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从之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缺口,并开了将小说视作一门“学问”的先河。今天,新的时代将“怎么写”与“写什么”这对传统左翼文学的问题再次激化。本文借用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的思想,认为如果不在一个更为根本的生产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作家的社会地位,那不论是技巧革命还是底层书写,都注定只能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