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略论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演进的特点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学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课题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它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型塑的最终目标是 :增强社会的自主性 ,将国家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以使国家决策能够最大地促进社会利益 ,从而形成国家和社会二元双强互动关系模式。转型将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动性将为社会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将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起催生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将是社会型塑国家的重要动力。这将使得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成熟过程与西方相比大为缩短     

中国模式和谐发展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即构建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中国模式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三种现实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国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在动态的实践层面失衡现象的表征是国家自主性太强,社会自主性较低。我们需要通过增强国家的权威性,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实形态,从而推动中国模式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解读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理论。国家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社会是公民权利主体的集合,所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核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标。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终将回归公民权利．     

公民社会视域下职业伦理的蕴涵、范式与进路

公民社会已被现代学界公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崭新的视角,为了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本文从公民社会视域下研究了职业伦理的蕴涵、精神价值范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职业伦理发展的进路。     

村治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兼评几种流行的村治研究倾向

村治即乡村治理,它是指乡村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背景决定了村治不可能独立于国家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之外,而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动决定了村治的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     

从现代化看中国社会转型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变更和更替,是现代化的必然步骤。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表现在突破传统社会的社会架构、经济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等。一、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现代化是一个讨论很热但又非常复杂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流派,有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现代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讲,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     

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的障碍——一个“嵌入”视角的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嵌入"中发生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深刻变迁,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庇护关系、社会组织选择的代理关系和契约规制的合作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表明,社会逐渐从受支配地被动"嵌入"国家转为有意愿地主动"嵌入"国家。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使政府购买服务在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现存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反作用。政府的信任程度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购买服务的法规政策和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制度性因素阻碍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入发展。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障碍,才能从根本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才能实现政社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跨越式治理体系的完善。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政府与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论文论述了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着四种不同模式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同时总结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共同规律,回顾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迁过程,要改革我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就要建立起“小而强政府,大而强社会”的模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共意识的中国生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时空中,一方面,公共意识呈现萌动与异化、觉醒与混沌、理性与勃发的历史嬗变;另一方面,公共意识促进着“国家-社会”关系的新型重构、公共生活参与的主体互动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从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仅可视为一种历史的解释范式,也可视为一种实体建构的规范范式,从而得出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是公共意识生长的轴心空间。     

Theorizing literacy, politics and social process: Revisiting maktab literacy in Iran in search of a critical paradigm

Literacy as a social practice is integrally linked with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As such, it has a material base which is fundamentally constituted in power relations. Literacy is therefore interwoven with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everyday living in which multi-levelled meanings are organically produced at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leve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f language thus mediates social reality, then it follows that literacy defined as a social practice cannot really be addressed as a reified, neutral activity but that it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which literacy practices are embedded. Drawing on the work of key writers within the field, the paper foregrounds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state in defining the forms and levels of literacy required and made available at particular moments within society. In a case-study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cy meanings in pre-revolutionary Iran, it explores the view that the discourse about societal literacy levels has historically constituted a key terrain in which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ver meaning has taken place. This struggle, it is argued, sets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o mainta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within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ver and against the needs identified by the individual for personal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and liberation. In an overall sense, the paper examines exi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etal literacy programmes in terms of the scope that they provide for analyses that encompass the multi-levelled power relations that shape and influence dominant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ve value of literacy for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浅议古代蒙古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

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一直是蒙古族古代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成吉思汗《大札撒》到《卫拉特法典》，蒙古族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一直受到重视，并随着蒙古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改进。同时，作为同期社会关系的缩影，蒙古族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蒙古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     

重思“剧中人”与“剧作者”的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在探讨有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应该将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法论原则。现实的人作为"剧中人"与"剧作者"的统一体,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未来社会要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人应该既超拔于任由自然控制的动物性状态,又摆脱特定历史或社会关系条件对人的限制和不合理规制,从而克服"剧中人"与"剧作者"两种角色相互分裂的状态。对"剧中人"与"剧作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既是马克思世界观、价值观,又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它蕴涵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态度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理论的理论生长点和基本的运思路径。     

从“网络”看社会——以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角度切入

网络一词风行于目前社会,既有形容新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也有形容基于互联网而架构的计算机“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还有形容公司机构之间的组织合作方式的“网络”以及社会学中早已存在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社会网络”理论.然而,涉及网络技术对现实社会关系影响的论述却还是少数,本文将从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三方面梳理关于“网络”的概念,尝试找出各种“网络”话语中的共同点,最后结合当前互联网的发展描述“网络”为人们带来的变化及新传播技术在全球传播时代对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与马尔库赛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指对当时社会采取非批判和维护态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统治阶级的统治性和对社会真实关系的遮蔽性。对马尔库塞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技术理性,技术在当代工业社会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充当着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和辩护功能、马克思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实践观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马尔库塞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高诉求是解放爱欲     

近三十年中国文艺意识形态概念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中国研究者争论的热点。通过对意识形态内涵就文学本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进行重点梳理．归纳出四种类型：一是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或特殊的意识形态;二是文学的本性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社会意识形式;三是文学的本性不是意识形态,但与意识形态相关;四是跳出文学本性与意识形态的直接关系,提倡对意识形态内涵作泛化的理解。文艺的意识形态应从学理入手,以哲学为支撑点,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根基,以具体文本为阵地,在与社会意识相契合下来理解。文艺的意识形态使得文艺思想观念与物质条件的关系转变成一种自然的普遍状态。不仅仅是文学思想观念中对现实社会的反映．更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文艺政治力量。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语用和谐

语言和谐是语言行为呈现出一种相互兼容、彼此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体现出与和谐社会本质相默契的语言社会功能.语言和谐是构建各种和谐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构建和谐社会,语言和谐是基础.人际交往中的语用和谐和社会语言环境中的语用和谐,应该是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相统一,大众化和独创性相协调.     

语言的社会变体及其分类

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体问题,首先应考察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其中包括语言和社会的依存关系、语言的变异性和区分语言社会变体的标准及其分类。语言的社会变体包括地域变体和社会方言变体。社会方言变体主要有阶层变体、领域语言变体和语言的性别变体,其中性别变体表现在用语上的差别、性别差异中的歧视和女性语体诸方面。语言的社会变体还有口语与书面语、语体、文体等语言功能变体。     

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与教育冲突

通过分析知识谱系 ,可以发现 ,现代教育在寻求一种新的教化力量 ,也就是塑造“理性化的身体”,规范世俗日常生活 ,并在此基础上维持现代社会的整合与繁荣。现代教育的这种追求在扬弃古典教育问题的同时 ,也引发了教育的现代性问题 ,即知识教化权力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围绕这一冲突 ,后期现代教育强化了学校的社会联系 ,从而使得学生必须融入现代社会体系 ,才能找到“体面的出路”     

宪法的适应性问题探究

宪法的稳定性是维系宪法生命的必要条件。然而,宪法的稳定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变迁问题,而是一个包含丰富内涵的宪法问题。从实质上看,宪法稳定涉及宪法功能的持续性发挥以及一系列保障性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对社会变化的吸取能力。从形式上看,它涉及宪法适应社会的方式和机制问题。任何国家的宪法要有效地发挥组织国家、引导社会、规范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就必须解决好宪法的适应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