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保险:目标模式及政策含义

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困境:一方面险种设置单调不够完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投保企业数量较少,需求乏力.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苏州国家高新区科技保险创新试点进行了实证调查.经验材料支持了如下观点:"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中介组织积极参与"是现阶段科技保险确保有效性应有的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政策含义.     

台湾科技政策的绩效、困境及未来走向

40多年来,台湾省的科技发展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省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但随着整体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台湾省长期过于偏重应用科技的发展战略亦受到严峻挑战。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台湾省提出了跨世纪科     

香港科技竞争力分析评价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5）指标体系平台,通过对香港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各项数据的纵向历史与横向国际的比较分析香港科技竞争力演变状况,在此基础上对香港科技政策合理性进行探讨并揭示相关政策含义．     

从WAPI看全球科技治理时代标准设定

 引入了政策过程-政策范式的研究框架,分析了我国WAPI国家标准的设立和推广的政策过程,构建出全球科技治理时代一国国家技术标准设定的政策范式,最后提出：中国标准设定应处理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并调整其行为模式;调动起更广大的企业力量推动标准的产业化以占领市场。     

科技政策碎片化现象及治理机制

从政策过程来看,科技政策碎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政策制定主体、制定内容、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执行偏差、评估标准、政策延续性等方面。目前,我国科技政策存在不同程度的碎片化问题,包括政策内容短板现象、制定主体间协同度低、政策工具目标价值取向多元、执行主体间缺乏协调、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评估标准不尽一致、政策延续性不足等。有效解决科技政策碎片化问题,应该从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制定主体、执行、评估、终结等方面入手,制定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治理机制。     

科技全球治理下的政府行为研究

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政策工具的影响力在减小，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政策都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而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于政府的作用以及在科技活动中的行为我们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分析，政府还必须扮演及其重要的角色，发挥在科技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海水珍珠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市场权力研究

全球价值链(GVC)治理的基础是权力与能力。通过对海水珍珠产业的市场权力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认为海水珍珠产业具有生产的原产地锁定特点,因此海水珍珠GVC治理将从购买者驱动转变为生产者驱动,驱动力源于生态环境价值。我国海水珍珠产业为了从日本主导的购买者驱动型GVC链条中脱离开来,需要加强原产地锁定和产业集群网络化的作用,同时培育南珠产业区域整体品牌,逐步转变成为生产者驱动型GVC,并成为GVC治理的权力施加者,成为GVC治理者。     

科技资助政策中的代理困境及解决途径

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讨论科技资助政策的演变,对不同科技资助政策下形成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科技资助政策的新变化为解决代理困境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

现在,产业集群的研究非常多。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及政策含义的理解,则相差很大。在参阅大量国内外关于集群的多种文献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研究领域的相关概念、集群形成的动机及其表现特征,国家、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的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以及竞争环境下的产业集群结构、产业集群的优势与劣势等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     

基于政策与科学互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研究是国际上一个新兴的、前沿性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展"为政策的科学"研究,我国相关研究却刚刚起步。基于政策与科学互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运用政府-创新者"反馈环"构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四位一体"螺旋式科学技术创新政策机制,耦合"为政策的科学"和"为科学的政策",增加科学、技术和创新预期效用,为经济增长或社会效益作出更大贡献。     

论科技治理工具

 从国际和国内视角探讨科技治理工具。国际科技治理工具包括超国家法律、嵌套性规则、监管式自治、集水区规则、规则转移、联合规则、相互认可与调试等7种;国内科技治理工具包括结构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诱导工具以及互动式影响工具3种。国际上,科技治理各工具之间的区分度不明显,且大都嵌套使用;1990年来的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治理工具的使用呈现出市场化、制度化、参与化的趋势。     

论科技政策质量偏差的表现形式

科技政策质量的判别大多通过运行环节来体现,政策是否出现质量偏差恰是反映政策质量好坏的关键。为此,本文探讨了科技政策质量偏差的四种表现形式:政策冬眠、政策失灵、政策阴影、政策黑洞,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当今的人类正陷入科技发展的二难困境之中。人类要走出科技发展的二难泥沼,既不能仅仅祈灵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也不能靠遏制、取消科技的进步。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和曲折的路。其中,不仅有科技"政治化"的影响、科技"商业化"的制约、科技"私有化"的阻碍、人类认识局限的限制,还有破缺的文化观念的束缚。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更新观念,重塑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加强科技立法与科技伦理建设,大力进行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科技参与度。     

宋代科技政策的计量研究——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科技内容为计量对象

借助科学计量学方法,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的科学技术内容为计量对象,对其进行句频分析,显示出宋代统治层对科技的关注度,可作为当时科技政策的计量指标。研究表明,宋代帝王们对天文、大气、水利、农业等最关注,一些实用性技术也有足够的关注,而基础学科相对不受重视。文章给出了各学科受关注程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对其社会政治背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总体看来,北宋初期和南宋中期的科技普遍得到重视,而两宋交替之际和南宋灭亡时期则无力顾及。比较发现,科技政策曲线和科技成果曲线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并且成果曲线滞后于政策曲线约75年。     

21世纪以来美国科技政策演变特点及启示

21世纪以来，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强化科技战略布局和研发投入，科技强国大国间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技政策成为决定科技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美国意识到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受到挑战，遂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主要科技竞争对手国家。分析近20年来美国政府发布的科技规划、战略方针、研究报告等政策文件和联邦政府长时间序列的研发投入数据的历史演变，以期系统揭示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演变特点，寻找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相对下降的定量解释依据。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美国科技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家科技竞争实力的相对走弱趋势，与其科技政策惯性及相对平稳发展、重大科技计划或科技工程的战略性引领性趋弱、政府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逐年下降，以及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下降等密切相关。美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科技发展不仅是长期战略性事业，也是高度竞争性事业，科技竞争力的提升是国家长期科技战略导向布局、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力度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积累的结果。     

论我国科技项目中的知识产权政策

知识产权政策在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作用。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科技项目中知识产权政策的演变趋势,探讨了我国科技项目中知识产权政策的主要制度,认为这些政策在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总量增加,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和漏洞,尚需进一步完善。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论文结构定量分析

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检索数据,利用集中度指数、绝对优势指数、相对优势指数、比较优势指数等计量指标,对38所理工类研究型大学9个学科门类的论文产出进行测度分析,初步勾勒出近年来这一特定集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论文产出的特点:各大学之间、各学科之间论文产出存在较大差异,学科论文产出结构表现不均衡。认为,提升学科发展水平应思想上重视、结构上协调,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日本科技补贴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政府纷纷调整本国的产业政策，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日本国家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其科技补贴政策，对我国加入WTO后的产业政策的制订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通过研究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分析日本科技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适应性与冲突性，提出了制定我国科技政策的建议。     

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

文章对理性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人类的理性存在诸多局限性,因而以理性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与局限,进而批评了目前在政策制定中普遍存在的理性建构主义的主张,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人类的理性才能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