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士大夫到名士--从《世说新语》看汉末至魏晋士风的嬗变

汉末魏晋时期,时局动荡,士林风气发生巨变。士人在言语上由切近人事的清议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在行为上由通脱变为放诞后又归于平和,在思想上由崇儒转为玄佛《。世说新语》见证了汉末魏晋士人由士大夫蜕变为名士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他们抑郁的精神状态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名词简释

【九品中正】魏晋南北朝保证世族特权的僚官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为打击世族官僚,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提倡“唯才是举”,选择各地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正式建立九品中正制。各郡“中正”的主要任务,为品第人物,向政府提供人物的:(1)家世——居住地及父祖的身分;(2)状——中正对于一个人的总评语;(3)品——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以“状”为重。这种制度仍然保持着曹操压抑世族“不计门第”的原则。至曹芳时,世族首脑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立大中正一人,由世族豪门担     

曹魏与世族关系考察

本文把曹魏与世族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考察:即曹操时期和曹操后时期。认为世族的支持是曹操得以起家和形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因素。世族与曹操的合作,并非迫于压力或是为了借曹操以兴复汉室,而是一种自愿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曹操始终如一表现出的亲和世族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党锢之祸后世族政治态度的变化。曹操对世族采取了依靠利用与适当打击相结合的政策,较为成功。而自曹丕起,曹魏渐次放弃了对世族的打击政策,反予世族以较多的优惠,使世族势力在曹魏后期迅速膨胀。司马氏代魏不是世族与宦官地主对立斗争的结果,而是世族地主势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东汉末年的选举流弊与曹操的改革

东汉末年的选举流弊与曹操的改革张兆凯东汉季年，其选举流弊的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重名士清议；一是重族姓间阅。清议或谓乡间评论，是东仅中叶以来乡闾宗党对所辖人物的学识和道德行为等方面所作的鉴定。这种鉴定可褒可贬，一般采取“风谣”的形式，具有高度概括、简洁明...     

论罗贯中的典型观

罗贯中在他创作的《三国演义》中已包含有环境改变人物思想行为的意思.他能把人物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扣紧人物的阶级出身来描绘。他继承《史记》写人的性格的成就,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追求性格的个性化。《三国演义》塑造的几个宰相、军事家和许多武将,都是属于个性化的典型。罗贯中还用创作实践表明,仅仅一般地写出性格是不够的,还应该写出一些重要形象性格的复杂性来,曹操、关羽、周瑜等人物就具有复杂的个性特点。     

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只来源于诸如“党锢之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士大夫群体抨击时弊、品论人物的清议活动,也对传统的文化要素有所发掘和运用,并在其间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形态。以士大夫散文为中心进行考察会发现,受汉末士人清议活动的影响,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群体倾向于以书面文辞来论政品人,这转变了传统章奏体政论文的创作方向,内容上抨击宦官之害和申救党人的文字增多,风格上具有了昂扬奔放的气势感。其二,人物品评风气的发展,催生出散文的新形态,识鉴人才的理论性著作和人物品评类散文开始产生,以郡书、家传、别传为主的杂传体散文也大量出现。     

论魏晋时期的“家风”诗——以潘岳的《家风诗》为例

潘岳出身儒学世家,虽非高门大族,但也属世族之列。儒玄交织的时代特征、业儒攻儒的家学影响,造就了一位极具文学造诣的文坛巨匠。西晋选拔官吏的门第标准促进了这一时期"家风"题材作品的盛行,潘岳的《家风诗》应时而作。《家风诗》这首一度几乎被后人遗忘的作品,指引读者走进了潘岳的内心深处,开启了其思想大门。通过对《家风诗》的审视和分析,能够更客观地站在潘岳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潘岳的诗、潘岳的思想。     

略论汉至魏晋的清议

汉代的察举制即依据乡里的清议来向中央推荐人才。曹魏时期始创立“九品官人法”后,中正就根据清议为被品者拟定乡品作为吏部选官的依据。西晋时期清议发生变化,不再主要针对被评品者优点的褒扬,而是专指对其违犯儒家伦理道德的言行的揭发,清议也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威力的道德惩罚手段,并对士人的品第升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清议品评士人以步入仕途的作用日渐式微,且在门阀世族操纵下,地方选举按门第取士,加剧了政治的黑暗和不公。     

从《短歌行》看曹操的英雄主义情怀

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戏剧到小说《三国演义》都把他塑造描绘成一个阴险多疑、手段毒辣的白脸佞臣。不过历史上的曹操却确确实实是个文武全才。在汉献帝无依无靠、到处流浪的时候，是他独具慧眼将汉献帝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在汉末离乱、生灵涂炭的情况下，是他召募流民，提供工具，实行屯田，使黄河流域的生产得到恢复；是他破除门第观念，唯才是举，尽管其手下大将许褚、典韦、曹洪都出身贫寒，正是这些人的辅佐才使得他的势力迅速发展。说他是治     

曹操曹丕士族策略承续钩沉

曹氏父子在汉魏禅代中对待士族的态度貌似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其承续性策略贯穿成熟的政治艺术。曹操早年因出身和行事个性而难被士族认同,在战争实践中他不认同过于注重有行的清议遗风,勇于打破士族阀阅,不拘品行地开放性用人,对大族名士限制性使用。局势稳定后的集权进位中,对于不合作的大族名士震慑、打压,甚至杀掉其中的翘楚人物孔融、荀彧,迫使士族屈从自己的威权。继任的曹丕削弱武功集团亲近士族集团,颁布九品官人法,在他的笼络下,士族集团积极支持汉魏禅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为曹操说句话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然而,一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将曹操塑造成一个大奸大恶的人物,以至在世人眼中,曹操也变得十恶不赦了。那么,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与《三国》中的正面人物刘玄德,到底谁更接近“英雄”这两个字呢?请容我发表一番浅见。首先,在世人眼光中,刘备区别于曹操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忠诚。刘备是汉朝的帝室之胄,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他对于汉朝,可谓忠心耿耿,而曹操位极人臣,在朝中飞扬跋扈,常怀篡逆之心。其实,早期的曹操对汉室也是忠心耿耿的,否则,他就不会冒生命危险行刺…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蜕变——与蜕变有关

古往今来人们对曹操的看法莫衷一是。或褒或贬不绝于耳。至《三国演义》似已定性，曹操——“大花脸”——一代奸雄，这一片面的认识在民间根深蒂固，影响了我们对曹操的认识，对“真”的认识，中学语文课本选录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等，但这仅从文学的角度认识曹操，认识曹操的思想是不够的。曹操的形象是非常丰满的，曹操的为人功业是要辩证看待的，这样的人物是中学生审美教育的一个范例，应充分运用。使学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取其优以育美，弃其恶以扬善，使学生懂得分析是非，自觉远离丑恶，这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曹操的再演义——浅析电视连续剧《三国》中曹操的荧屏形象

曹操既是一位在我国三国时期颇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经《三国演义》的塑造而知名度甚高的文学人物。新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则更是将这一历史、文学人物进行了重新铸塑。在《三国》这部电视剧中,编导者将这一人物形象“历史化”、将人物性格“细节化”、将与人物相关的故事情节“演绎化”,并通过这三种手段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带有新质的曹操荧屏形象。     

读《三国演义》谈曹孟德的出身原罪

曹操因为不是汉室皇家出身,同时是宦官世家的身世,从而导致其在政治拓展中备受诟病。在《三国演义》中甚至由此为依据造就"拥刘贬曹"的写作思路。本文从曹操出身原罪问题扩展开来分析他的政治发展与历史变化中的出身原罪问题。     

试论王俭《七志》的价值

南朝宋王俭出身于世族名门，他在图书目录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主持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和《七志》，其中《七志》的修撰充分反映了王俭在图书目录学上的才具。其私人编目、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时苗本事及汉魏之际吏风的转变

东汉建安年间寿春令时苗去任留犊的史事,首见于三国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清介传》。史家独取“清介”二语表而出之,以为类传之名,可从汉季曹魏以“清”为美之社会政治风尚中获得说明。此间,政治文化经由标举“清流”、“党锢”、“清议”而逐渐发生了流转,其中“清介”之吏及相关吏风的出现显示了这种演变的一个方面。所谓“清介”,同后汉的“清流”、“党锢”、“清议”,甚至《史记》、两《汉书》所表彰的循吏吏风已殊多不同。“清介”吏风的显于当世,多少携带着曹操个人风格影响的痕迹。     

独特的风采神韵

《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历来褒贬不一。毛宗岗称赞《三国演义》有“三奇”,又可称为“三绝”即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而近人则认为这正是《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缺点,“三绝”是道德类型,人物是类型化而非个性化的。其实,毛宗岗是有艺术眼光的,《三国演义》里写得最好的的确是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刘备是“仁君”的典型,张飞则是鲁莽英雄的代表,但是,刘备纯粹地“仁”,张飞一味地“莽”,缺少独特的风采神韵。在《三国演义》之后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类似的人物。而诸葛亮、关羽和曹操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有人认为《三国演义》中袁绍等人,并非绝对化,是与“才”敌为“不才”,与“不才”敌则又是“才”者,因而是个性化的典型,似乎比“三绝”更成功。实际上,袁绍性格虽较复杂,更接近历史人物的原型,但并非成熟的个性化典型,其艺术魅力难与诸葛亮、关羽、曹操相匹敌。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不祥之言吗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于赤壁大战前夕大宴宾客,横槊赋诗《短歌行》。小说中人物刘馥认为诗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是“不吉之言也”。曹操盛怒之下刺死刘馥。     

陶侃、陶渊明果真是溪族人吗?——与路景云同志商榷

拜读路景云同志的大作《陶渊明门第观念之我见》(见本刊1981年第三期)一文,对陶渊明的门第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路文中提出陶侃、陶渊明是溪族人这一观点,却难以令人置信,似有商榷的必要。路文说:陶渊明“虽出身于士族家庭,但不是门阀世族。在陶氏的家族史上,却曾出过陶侃那样的达官显宦。陶侃是诗人的曾祖,凭战功封长沙郡公,死后进位大司马。但陶侃不是门阀世族,是少数民族溪人,尽管战功卓著,仍被时人所轻。温峤曾骂这位大司马为‘溪狗’(《世说新语·容止篇》)。《晋书·陶侃传》也说他‘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因而被人所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