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附魅与形象书写——1950年代新文学史著中的胡适

20世纪50年代,在王瑶、张毕来、刘绶松等人的新文学史著中,建构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形象.与民国文学史著中对胡适形象的经典化塑造不同,建国之后,文学史家们从“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观念出发,对胡适形象进行了否定性改写,几乎泯灭了胡适在诸多文学领域的实际贡献.追溯胡适形象在这些新文学史著中被妖魔化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总结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评价观念,从而避免走入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陷阱.     

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

民国时期不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书写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早期少数文学史集中在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式评价;中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作品得到多维丰富展示,鲁迅文学地位逐渐提升,思想家地位基本确立;后期文学史,鲁迅的"革命者气质"得以凸显,阶级论中革命者的形象初步形成。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是鲁迅文学史形象建构的重要环节与思想资源,体现了丰富的文学史观念与个性化的鲁迅映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鲁迅认知与鲁迅书写的重要传统,对我们全面认识鲁迅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大多无法跳出印象解读的局限,缺乏文学历史的宏大视野与较为科学的文学史系统。     

文学史中的汪曾祺及其形象建构

汪曾祺在80年代或者当代文学史的出场与小说《受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正是《受戒》奠定了汪曾祺在文学史的经典地位,但同时也使得汪曾祺不断模式化、符号化。《受戒》其后,评论界、文学史著述和现代传媒力量等共同参与了对汪曾祺这一经典形象的建构。建构的过程是经典地位确立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不断放逐与遮蔽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知道汪曾祺的"喜"与"乐",还应从其整体创作中发现被文学史以及主流评论所遮蔽的"怒"与"哀",片面取认是对一个作家一生创作的不公平表现。     

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批评与认同

经过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转换,意味着现代文学与思想的一次转型。本文从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兴起与鲁迅诸观念的差异以及他一贯的独特思维方式——对“伪士”的批判两方面入手,探析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批评与认同,阐明鲁迅思想转变的意义。     

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兼论新形势下政治认同的建构

认同可区分为集体身份和价值两个维度,分别回答"我是谁"及"我好恶什么"这两个问题。政治认同是带有政治意涵的认同现象,包括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政府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等元素,它们共同构成政治认同的谱系。这个谱系以国家认同为核心,根据政治意涵的不同程度而呈现为一种圈层结构。文化认同弥散于各层次的政治认同之中。在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的新形势下,主权国家加强公众政治认同既面临新的契机,也面临新的挑战。     

猫头鹰和寒鸦——鲁迅与卡夫卡文学形象解读

猫头鹰与寒鸦原本只是自然界普通的鸟类,然而,当文人创造性地将它们带入文学世界后,它们不仅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甚至可能代表一种文学精神。本篇旨在解读鲁迅和卡夫卡的文学形象中所存在的精神共鸣。     

“文学”的建构与重释文学史 ——兼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之困境:对1917-1950年代文学史观再考察

自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进行相应的著述以降,讲授和建构“外国文学史”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工作.而“外国文学史”著述作为现代学术制度的产物,原本是高难度的专业工作,需有出色的外语能力和文学史训练.对于现代学术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而言,这种学术行为本该是冷清的.但一些著名文化人物积极著述外国文学史,以图直接促使中国读者更快捷地了解世界,从而使外国文学史著述在1917-1950年代盛极一时,只有抗战岁月的一些专业学者,参与其中,并深知外国文学史著述之艰难,才使这一工作有所降温.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历史与政治

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学科和课程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在学科和课程内部,存在一股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文学,轻视甚至排斥政治、历史的潮流。这些变化既受"纯文学"、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等话语的影响,也参与了对上述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该重新重视历史、政治等因素,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     

文学经典在跨文化阐释中的接受与变异——论《双城记》在汉语外国文学史的经典化

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是对异域经典的一次跨文化重构,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异域经典的价值和面貌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双城记》被誉为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自译介到中国以来便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其文学史地位超然。对比英国本土文学史,《双城记》的经典地位却迥然有异。《双城记》在中国的经典化与中国评论界的跨文化阐释密切相连,正是权威评论家的重新阐释,发掘了《双城记》的经典意义,为其再经典化提供重要依据。     

新时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资料的利用与形象建构

新时期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四次语文课程改革,相应的,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也进行了改革、重编。在这些中学语文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中,鲁迅作品仍保持着主导者的地位,但它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变化,并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中学语文教材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选编与解释,建构起多元化的鲁迅形象。与"十七年""文革"期间的鲁迅形象相比,这一时期的鲁迅形象更突出鲁迅孤独、人间的一面,政治功用色彩逐渐淡化。     

文学史教学中的经典作品解析——以鲁迅文本为例

在文学史教学中,对经典作品展开深度解析是常用方法,也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抓手。如何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操作层面的实践意义,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建构逻辑,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围绕这一核心要素展开。日常教学中对于经典作品的解析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不仅要洞察作家的创作意图,更要注意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学史脉络中去讲解;第二,辩证地看待文学史著作对于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第三,自觉树立“大文学史”观,注意从不同维度拓展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     

红色经典与政治美学——195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之三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1950年代文学的主体,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沿革。红色经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50年代获得发达形态,它的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随着“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口号的提出及“重读”、“重写”工作的具体展开,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审视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强调其艺术性的同时,对其政治性维度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心转移,即将红色经典与政治美学联系起来考察,厘清其生成的内在理路与外在机缘,以求对红色经典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把握。     

鲁迅形象建构的认知视野与文化阐释

鲁迅形象建构的内在机制是鲁迅精神资源的确立及扩散,其生成的逻辑基点是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形象范式"的找寻。历代学人的学术阐释丰富和延展了鲁迅形象的精神内涵,当然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误读"现象。不同文化语境的烛照则使"鲁迅本体"被构织成为文化场域中有机构成要素,呈现出具有历史、文化、审美特性的鲁迅形象。     

浅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是鲁迅塑造的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女性,小说对女性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了造成妇女悲剧命运的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鲁迅把“妇女解放”这个问题放在社会解放这个社会思想大课题来进行探索的,即社会解放了,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与知识分子形象较析

鲁迅先生开创了农民形象和知识分子形象的现代表达范式,本文试将这两类形象作一平行比较研究。病苦之状,弱者的形象,被置于舞台中心,独自咀嚼着不幸与寂寞,是这两类人物形象的共同之处;而在形象的多样性、表现手法、作者的身份意识上又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形象更真切清晰,融入了作者的个体生命体验,丰富了农民形象,但就影响而言,后者更大。     

乐府诗史的建构——兼论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诸种悖论

从班固《汉书》到当今所见罗根泽、萧涤非、杨生枝、王辉斌等人的乐府诗著作,基本形成了对"乐府诗史"的建构。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乐府诗依存的制度、仪式及其作为歌辞的功能脱落,诗类边界被无限扩大,依据的文本不够可靠,套用进化论的叙述模式、前人观念的反复叠加等。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文学史书写中同样存在,几乎成为文学研究的悖论,应予以重视。     

浅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鲁迅先生的许多小说,就是以妇女们被迫害问题为突破口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中国社会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中国妇女的解放斗争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把解放妇女和反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他深刻剖析了中国妇女的劣根性,批判了中国妇女的奴性思想,总结概括了她们的挣扎--不幸的人生历程、毁灭的悲惨命运。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从而争取精神上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