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境界说”与中西美学的会通

王国维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显著特点是具有二元论倾向 ,以西方近代先验美学为思想基础 ,结合中国古代诗学传统 ,是融合中西两大美学源流的产物 ,在这种融合中同时包含着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王国维的成功在于寻找到了这两种思潮的内在契合点 ,由此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古代诗学领域 ,从而带来了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穷而后工”的美学学理机制

“穷而后工”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普遍原理,已被广泛承认,但很多人都只停留于承认它是一个中国古典诗学的术语而已。其实,“穷而后工”的原理不仅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美学学理机制适用于整个艺术史。“穷而后工”理论的提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深入讨论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过程中,认真探求其学理机制,从而确定其在世界美学理论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诗学“兴象”论

“兴象”是中国诗歌独特的意象类型,它受到中国诗学的普遍认同与推崇,一方面在于吻合中国人对诗性形象的设计和对某种特定审美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对“道”的体验,和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更易展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兴象”在构“象”上、喻“兴”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在审美上表现出情景交融、意存言外、自然天成等特色。     

“韵”的流变与内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个原生本土范畴 ,它既具有本体论意义 ,又具有特征论意义。“韵”已成为一诗学和美学传统 ,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     

论“兴”的美学特征

“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诗学重精致、主精致的整体特征。具体而言，“兴”具有直觉性、圆融性、超越性三大特点。“兴”是中国古典诗歌民族精神的表征。     

审美：“忧生”抑或“忧世”——兼论生命美学的失误（二）

老庄、孔孟哲学思想中都包含着“忧生”与“忧世”、“入世”与“出世”的生命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人生忧虑。生命美学论以西方思想作为理论支点,在曲解“忧生”、“忧世”关系,否认现代中国美学成就的过程中陷入自设的“二元”对立,表现出“唯我独尊”的美学错觉;生命美学要为中国美学补神性,但内在地显示了夸大美学功能的倾向,其目的是为生命美学造神。     

“自然流露”：中西融会中的郭沫若情绪诗学

“情绪”是郭沫若早期诗学中的关键词,称之为“情绪诗学”不无确当。“自然流露”的审美理想是郭沫若情绪诗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西美学思想融会的结果。西方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为“自然流露”提供了直接的营养;而在中国,庄子开创的“自然”传统则是郭沫若“自然流露”说的渊源。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浅析

孟子诗学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其诗学的核心观念“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解读的主要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对“知人论世”诸概念间的内在理路进行考察,对后世相关诗学实践作进一步的剖析,并试图通过在与西方文艺阐释学的相互观照中进行一次“活化”中国古典诗学的尝试。     

王国维“境界说”探本

“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品词立论的主要标准。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真”、“隔”、“胸襟”、“气象”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王氏诗歌美学体系。“境界说”本之于其“忧生”与“忧世”并重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概念多采自传统诗学,而融之以西学精神,是传统诗论精华与西方诗学精神合铸的一块精钢,本质上则仍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不可再现的“体验”与“梦想”——“后理性”诗学沉思之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古典理性诗学衰微,“体验”与“梦想”作为“不可再现”的生命奥妙在诗学论域扩散、蔓延,导致后理性诗学的崛起。“体验”是生命的盘桓流连,归属于意义又流亡入时间,是存在的关联又是存在的断裂;“梦想”是超越、否定、流亡的精神力量,它建构而又消解,返本归根而又向上超越,体现着人类本质的自由与万能     

略论我国诗学的生态型特征及其思想根基

我国诗学就其展开过程和审美形态看,属生态型诗学,其根本精神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诗歌情感的发动,诗歌意象的生成,到诗歌意境的创造,中国诗学正展现出创作主体的生命与自然客体的生命相互感发、情意融通、精神契合的过程。传统哲学,包括儒道佛的思想在构建我国生态型诗学中的根基作用,其内在理路表现为三个层面:在物质的"气"的层面上,万物一气化生,故主体生命与自然生命可以互相感发;在道德的"仁"的层面上,万物一体同仁,故主体生命与自然生命情意融通;在超越性的"道"的层面上,万物"道通为一",故主体生命与自然生命可以超越皮相,达成更高层次的精神契合。     

中国上古“乐”论中的“和”

中国上古时期的“乐”，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和礼仪为一体的复杂文化形式，它与当时的农事、政治等社会生活方面息息相关。“乐”的形式与思想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对后世影响深远。     

谈谈“怨女”

随着"痴男怨女"怨女旷夫"等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不少人往往望文生义,受"怨"字常用义——"哀怨、怨恨"的误导,把"怨女"理解为"哀怨、怨恨的女性",把"怨"读为"yuàn"。其实,"怨女"中的"怨"不是"哀怨、怨恨"之义,而是一个通假字,通"蕴",读为"yùn",是"蕴藏、蓄积"的意思。所以,"怨女"是指"已到婚龄而无合适配偶的女子"。     

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

从我国古代文论的“乐之本在诗”之说，到西方现代诗学的“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的命题，对“诗性”的把握到指向关于艺术精神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重建当代中国诗学，仍有着重要意义。     

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及其当代意义

本雅明抛开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从事微观的＂拱廊计划＂及日常生活研究,显示出本雅明研究视野的独特魅力。他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蒙太奇＂等手法重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本原,形成一种理解日常生活的诗学。本雅明在历史的＂废弃物＂和＂垃圾＂中表达一种日常生活理念及其现代性的批判,在传统历史经验贫困的现实生活中表达审美经验的现代性转变,凸显出其理论的诗学价值和意义。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为当代研究日常生活理论及城市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理论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文艺审美空间的理论研究。     

关于“中国无史诗论”的新思考——以《诗经》“大禹史诗”为例

要解决比较诗学史上重要课题中国有无史诗,相当重要的是从史诗的定义与所指来囿别区分。由于文学文体的替变,中国史诗逐渐消亡,这与中国文明从古代宗教核心向人文主义观念转型有关。《诗经》中关于英雄大禹的诗歌其实就是中国式的史诗,本文从甲骨文字中的有关记载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中,认为中国史诗从文体与观念上与西方古代史诗有所不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不同文明有自己不同的史诗文学传统。     

郭沫若早期诗论与传统的诗学表现理论

郭沫若早年新诗理论深受中国传统"表现诗学"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情感本位的突出、对表现自然性的重视、对自由形式的强调以及对超功利艺术的倡导等方面。这种继承与发展不仅激活了抒情主体的个性因子,冲破了传统决定论诗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促进了中国诗歌文体革命的顺利进行,在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石”到“玉”，从“猴”到“人”——浅析孙悟空、贾宝玉之异同

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有两块著名的石头,《西游记》里的“仙石”《红楼梦》里的“顽石”。如果说花果山上那块石头是块尚未经过历史加工的原璞,那么青哽峰下那块石头则是经过历史雕琢过的美玉：如果说孙悟空是一个带有原始野性的猴。那么贾宝玉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在从“石”到“玉”,从“猴”到“人”的转变中,表现出了各自性格的同与不同。     

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

夏中义站在人本立场,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建立了＂忧生诗学＂的体系。在本体论层面,他以＂忧生诗学＂贯穿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层面,他既吸收了影响研究的合理内核,又将其上升到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分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研究理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视为被动消极接受的弊端。其实,王国维的思想一直纠结在＂忧世＂和＂忧生＂之间,到最后终于向二者告别。仅用＂忧生诗学＂概括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明其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朱自清“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观念解析

本文通过对"纯文学"与"杂文学"、"白话"与"欧化"、"国语"与"国文"几对关键词的细致阐述,解析朱自清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将其与中国的"诗教"传统相勾连,分析其"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互动关系,勾勒中国现代文学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历史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