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派“性情”说与“真诗精神”观

明代诗人对“真诗”的追求多强调主体“性情”之真,他们因对于“性情”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出相异的诗学主张。钟惺、谭元春论“真诗精神”,分别从德性与才性两个方面对主体“性情”提出要求：一、主体德性之正,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情感不能违反儒家伦理之道,是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二、主体才性之奇,强调诗歌应展现出文采之奇秀与语言之简练,是对道家自然观的阐发。为了获取“真诗精神”,他们认为需要用“养气”的方式涵养主体“性情”,进而通过虚静内心和饱读诗书的路径加以修炼。“养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主体之“性情”与古人相合,德性与才性相融并呈现出“厚”的状态,便构成了“真诗精神”的外在特征。     

论明七子在诗论复古中对民间“真诗”的发微

<正>正统诗论是民俗文艺的营养源。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种不同阶层文艺观念的互补，往往是通过封建知识分子内部各种文艺见解冲突的形式完成的。越是两层文艺发展得不平衡，两种文艺思想的冲突就越激烈，民俗文艺也就越活跃地从正统诗论中选择养料，丰富自己，直到双方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明七子在诗论复古中对民间“真诗”的发微，与明代中叶民歌理论产生的关系，正好体现了这一过程的开端。     

寻找失落的基础：基础教育“基础”的反思

基础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教学改革实践中有被遗忘的趋势,这一趋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基础教育的办学目标理解成“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失落了“基础”的基础教育与其培养合格公民、打下“成人”基础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位移。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差异与均衡”、“基础与创新”等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基础”内涵的科学理解之上。     

创新历史教学：让历史课堂“诗”意盎然

诗歌不仅句式整齐、音律和谐,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教师在课堂上合理引入,让学生通过诗歌来观察历史、感悟历史,既能激发其学习兴趣,又能拓展其历史思维能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其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论“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理性

“五四”新学的历史理性贯穿于历史与学选择的运作之中，主要体现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确立之上。而“五四”新学的基本形态“自剖学”、“他剖学”与“民族自剖学”则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指向化自救与民族自救的历史理性选择。     

理性的“诱惑”：加拿大大学学术治理的变革与启示

经济、行政科层理性主导逻辑驱动了加拿大大学学术治理的组织、环境、挑战与路径变革。大学学术治理组织角色与权责实现不足，规模扩张、席位构成复杂化，行政权力增强、组织运行低效的趋向，折射出效率与有效性价值的理性“诱惑”。在宏观国际、中观政策和微观组织层面，大学学术治理置身于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转变财政资助战略、承受市场化与绩效评估压力的环境中。学术治理面临商业化与“条件性”财政资助、行政权力膨胀与学术权力式微、“倒逼”提升组织运行有效性的共性挑战。平衡学术治理市场化的压力、调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张力、提升学术治理载体治理能力的改革路向，为探索和推动我国大学学术治理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理想主义：难以超越的历史－－康德与威尔逊“民主和平论”之比较

世界和平问题是每一个关注国际政治的作者都要涉及的问题。追溯和平问题的源与流，康德和威尔逊是两位典型代表。本文拟从人性论、战争观、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现实性程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二者的“和平观”进行比较，从而对二者的思想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加认清把一国政制与和平与否关联起来的观点的本质。     

论高等教育“适应论”及其超越——对高等教育“理性视角”的理性再审视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985"工程建设、孔子学院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惑,最大困惑乃是"钱学森之问"。~①"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人们对大学行政化现象批判~②,并掀起了人们对"现代大学制度"探讨的热潮,最终"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成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要真正解答"钱学森之问"并不容易,因为其中牵涉到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当然还有观念转变和路径依赖问题,这就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此时一     

“理性”的历史化与三种理性观

通过对“理性”史的考察可以看出,理性概念的“进化”过程是理性内涵不断历史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宏观上清楚地表现为客观理性观、主观理性观和实践理性观三个阶段。实践理性观是解决理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理性观。     

寻找迷失的自我——论《宠儿》中黑人女性的自我追寻

托尼.莫里森在《宠儿》中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黑人妇女这种弱势群体的观照与关怀。通过对黑人女性由迷失自我的奴隶向拥有自我和独立主体的自由人迈进的艰难过程的讲述,展现了黑人民族强大的生命力。     

寻找失落的民族灵魂——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皈依

《白鹿原》的成功不仅仅局限在表面的史诗性结构,更重要的是作品中呈现出深厚的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底蕴。本文通过作者对白嘉轩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和文本中叛逆者皈依的文化喻意,认为回归传统,皈依儒家文化是小说的文化本性。     

明代遗民诗群的创作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产生了众多遗民,他们的文学思想各异,因而其诗歌创作在艺术取向上具有很大差异。但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相似的人格心态,使他们在创作特征上具有一些共性,主要表现在执着专注的精神指向和慷慨悲凉的情感格调。     

论明代桂林石刻诗歌

在桂林石刻诗歌史上,明代诗歌数量占有相当的份量,这些诗歌创作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地域性、群体性、闲适性特征,其中部分诗歌创作反映了明诗复古的特点,另有不少诗歌具备性灵之风。     

当下诗歌发展方向的迷失

在这个物质充斥的时代,社会的世俗化倾向是一种无法抵挡的潮流,不断冲击着人文精神的领地。诗歌,这颗艺术的明珠,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这片人类精神的家园。诗人用他们的纯真、真诚和激情创造的充满生命气息的“童话世界”与欲望化的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诗歌的创作也呈现出一种个性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节奏的影响下,烦躁的世界让诗人的思考无法安静下来,诗歌创作呈现贫血化的症状,情感的飘忽性、短暂性、冷漠性和想象力的弱化严重地伤害了诗歌的发展。意象用法的逐渐消失,传统诗歌含蓄审美风格的丢弃,打破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诗为心声

诗能表达人的观点、信念、情感和思想。中国历代诗人都用诗来述说他们的心曲。     

风雨之中觅真谛--由李鸣生《风雨长征号》所想到的

在评论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雨长征号》的同时，阐释了关于报告文学五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报告文学的长与短；报告文学新闻性新解；正义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本源；报告文学独特的审美取向；潜规则与显规则探究。     

为真情招魂：散文诗最好方式的自救

当下散文诗的悲哀，是真情的缺席。散文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散文诗是生命写作，是真情投入，是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和轨迹的神圣展示。散文诗主情的审美命题和血性本色昭示我们，散文诗急需要为真情招魂。而对症当下散文诗的病弱，笔者以为“真情”有三方面的涵盖：真情是一种“生活代”、“平民化”、“诗性化”的情感。     

隐没的史家：朱书的晚明史研究述论

朱书是清初杰出的学者。目前,学界大多关注朱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于他的史学成就则鲜有研究。实际上,朱书在史学上,尤其是在晚明史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癸壬录》是其代表作。他的晚明史撰述重视史料的收集,着力表彰忠节,学术旨趣在探讨明朝败亡的原因。     

至情至真——明清文论中的"情真说"

明清时期的文论家特别注重真挚感情的表现,从而形成了"情真"说一派。文章从"情真"说的产生、流变、内容、局限等方面论述了"情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