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视角下传统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以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海岛祭祀活动为例

现代城市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给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致使传统民俗文化逐渐变迁。大连长海地区的祭海习俗历史悠久,近年来,随着该地区城市化进程,当地的经济结构产生变化,祭海活动一方面在不断调整与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其精神内核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缺失,其传承主体的民俗文化意蕴也正在淡化。本文通过对长海县祭海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原了该地区祭海活动的变迁,并从传承主体、当地政府等角度探究了城市化与传统民俗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以木兰传说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媒介成为学者解读人类文化与信息传播的重要维度,民间叙事在多元媒介中的现代传承机制,表征了媒介、民间叙事与人的互动关系。木兰传说是民间叙事在多元媒介语境下实现动态传承的典型案例,从《木兰诗》经典文本的叙事反哺,到《Mulan》影视的创新性呈现,再到《花木兰》游戏中多重媒介的交融与个体表达的回归,分析这一系列核心事件可以表明,现代媒介为民间叙事的多向度传播和多样化表达创造了条件,而人作为叙事实践的主体,使用道德和审美的判断力规训着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的内在走向,决定着人在传统叙事脉络中自我表达的实现方式。     

回忆、地点与身份：阐释和建构清明节日文化记忆的三个维度

清明节是有关农事、祭祀和娱乐的传统节日,是被不同时代文献记录固化为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民众文化记忆,记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厘清清明节的起源、建构和传承,对于正确认识清明节日文化现象,积极引导节俗活动,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清明节不同于其它传统节日,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相互作用,在传统的文化记忆基础上,融汇、交织和凝聚着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关系。选择好的维度是研究清明节日文化记忆的关键。清明节日的文化记忆中最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连续性,通过回忆方式把储存的记忆唤醒回来,并且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组织、重建。清明节是场景作用下的知识生产,其文化记忆必须依托于地点开展,情境性文化记忆容易稳固人们关于“过去”的记忆。清明节日活动刻写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体现了人们的忆祖追根之情,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传统养分。只有回忆、地点与身份多重证据去交互印证清明节日文化记忆,它才能使主体看到完整真实的清明节日。     

门光尺小考

门光尺曾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不可或缺的度量工具,其具体形制、用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笔者偶然发现一种山西民间至今流传着的门光尺,其形制、内容、尺长自明代传承至今,虽然在现代建筑中已很少使用,今天的木匠对它的用法也是一知半解,但它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媒介语境下民间艺术现代转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媒介已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新媒体技术发展促进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审美经验的现代转换,使传统民间艺术主动回应媒介文化力量的召唤,转型为媒介景观化的民间艺术,演变为文化消费品或审美欣赏的对象。文章重点论述媒介化社会,传统民间艺术现代转向的历史逻辑以及跨媒介创作与传播的实践探索,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建构现代民间艺术审美话语体系的思考。     

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秩序重构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自组织”特性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然而在社会大变革、文化大变迁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的多重“挤压”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自组织”能力也日渐式微。“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就是要通过主动干预,建构起乡村文化“再生产”的新秩序,推动乡村文化繁荣与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两大国家战略,无疑是介入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的重要“他组织”力量,为乡村特别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重构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提供了路径探索和经验借鉴。     

甘肃西和与广州珠村两地乞巧文化的比较

西和是偏居西北的小县,珠村则是华南大都市广州广受关注的“城中村”,两地的乞巧文化同样繁盛,分别成为原生态民俗与都市新民俗的代表.通过节日名谓与时间周期、乞巧仪式与程序、文化内涵与功能、节俗传承与变迁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西和乞巧传统相对稳固清晰,广州则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迁;两地对比鲜明,承载了各自的地域文化传统,前者表现为抒情的审美特质,礼仪性突出,后者则表现出强烈的务实风格,更重个性自由,二者都拆射出乞巧习俗在当下的传承态势.两地在传承方面可相互借鉴,广州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先驱,“城中村”乞巧风俗的变迁更具有突出的“标本”意义.     

城市化、市民社会与城市演剧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现代市民社会建设的基础,城市化与市民社会直接影响着城市演剧的形态与品格,对传统演剧传承与创新只有走与市民生活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传统演剧只有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演剧,这是建构现代城市文化的基础,也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     

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扩大与发展——以中国蟋蟀文化为素材

城市化和现代化这种社会状况的变化,使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质变。一方面,城市化和现代化被认为导致了民俗文化的衰退,甚至是使民俗文化走向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当城市化得以充分发展,且很多民俗文化不断消失的时候,反而激发了重新高度评价这些传统文化的势态。更进一步地说,虽然城市化和现代化使民俗文化产生了诸多变化,但其作用并非一定会导致民俗文化自身走向衰退和崩溃,有时反而会使民俗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找到民俗的变化规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从现代民俗学的观点来研究民俗的传承过程时,我们不仅要认识其本质的一面,也必须考虑围绕这个民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外在要素对其的影响。本文即是以斗蟋蟀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为素材,对城市化、现代化所引起的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浅析当代东乡族家庭教育的困惑

本文重点讨论东乡族家庭教育中东乡族妇女对子女的教育。家庭教育使得东乡族的宗教信仰,民族语言及传统习俗及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当代东乡族女性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角,而东乡族家庭教育出现了：重视宗教教育轻视学校教育,贫困与落后使其难以关注家庭教育,东乡族母亲和孩子谁更需要教育,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的碰撞等难以调适的困惑。     

传承非遗文化 认识美丽中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大系》编辑手记北大核心CSSCI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非遗项目中的传统戏剧昆曲、京剧、皮影,传统技艺蜡染、制扇、风筝,不仅具备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民间传承中亦生发了许多美好的传说,饱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深厚情感,都为文学性地表达非遗、传承非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浅析新媒体视角下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武术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前,民间武术的传承和发展都存在各种局限,传播和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民间武术在传承和发展上有了新的平台,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扣准新媒体的发展方向,倡导在动漫和网络游戏的设计、生产、制作过程中加入我国民间武术的含量,既可以推进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又可以为信息和文化产业开辟新的领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双赢的局面。     

查询与搜索的较量

曾几何时,信息查询是图书情报人的专业,因为只有他们不仅理解计算机的检索工作原理,更清楚图书馆的资源组织模式，这两项基本知识和技能赋予了情报人的博学与智慧，然而搜索引擎的出现使信息查询不仅不再神秘，就连文盲也可以在瞬间学会网络信息中遨游的基本方法。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传媒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传播符号的更新与转换。文言文之所以被白话文所取代,最根本的原因是文言文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现代传媒要用现代化的语言符号作为承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白话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能够更准确地表达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事物,使信息的内容更加明晰,更易于为大众接收和理解。随着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展,现代传媒的社会功能得到放大,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巴蜀儿歌与民间童蒙教育

巴蜀儿歌承载着民间童蒙教育理念,涵盖儿童生活诸方面的儿歌因广为传唱而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亦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砥砺其意志,锤炼能力。巴蜀儿歌亦传承地方性知识与基本生活常识,并于婉转讴咏中让儿童习染传统伦理道德,铸就优良品格。     

电视与传统文化的社会互动研究——基于女书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女书又称"女字",是世界现存唯一的女性文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下,女书流传的村落已发生巨大改变,而这些变迁直接影响着女书传承。本文以浦尾村为典型研究对象,以社会互动理论为阐释框架,运用民族志方法,分析电视媒介与浦尾村和女书传人的社会互动,以及女书的传承保护现状。通过分析认为:在电视媒介与女书的社会互动模式中,浦尾村和女书传人主动与电视媒介进行互动,使之纳入到原有的生活模式下,电视媒介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浦尾村和女书传人,女书的传承保护渐渐翻开崭新的一页。     

媒体与城市文化认同

媒体与城市文化认同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几乎无一例外都伴随了工业化、都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大众传媒的发展与这些进程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同样,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我们目睹了以都市为中心,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传播载体的大众文化的勃兴。     

“传承”概念的解构与重构

自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中界定其研究对象为"民间传承"以来,日本民俗学围绕"传承"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从田野看传承"或"由传承思考田野",认为应努力把握田野里传承的实际面貌,借此显示出一种民俗学能够进行独到的调查研究之可能性;二是对传承概念的批判,主张不可以继续拘泥于其所蕴含"同一性/连续性"规范,仅仅探究具有"传承"性质的事象,否则今后的民俗学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传承"概念被"冻结",背后存在着基层文化论和民族性理论的影响,这种传承观将有可能由行为论之传承理论逐渐得以"解冻"。民俗学有必要把握"生活世界中的传承"的实际情况,重新返回到田野,返回到生活世界,重构传承概念。     

彝族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彝族的毕摩文化是彝族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彝族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人民的规范习俗、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等方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20世纪以来,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彝族的毕摩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彝族的毕摩文化进一步受到冲击．彝族毕摩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出现了困境．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承保护毕摩文化．已经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彝族毕摩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论述．说明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受到冲击。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并使它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等到彝族毕摩文化消耗殆尽的时候才开始注重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为时已晚。     

网络威客的社会影响力

威客虽然兴起较晚,但迅猛的发展势头和诱人的发展前景使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威客模式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共享模式、社会财富创造方式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彰显。政务威客不仅改变了政府组织形式,优化了人员配置,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改变了民主决策方式,提高了决策效率。商业威客是一种新型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智慧创造财富的思想。文化威客不仅使知识创造与文化积累具有即时性,而且改变了教育方式和学习模式,使其成为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