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与中国红色政权的创建

照抄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曾经给中国红色政权建设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也不可否认它曾经对中国红色政权模式的创建有过积极的作用.它加速了中国红色政权的诞生,为中国红色政权能迅速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榜样,并为创出中国红色政权特色提供了借鉴.     

中国红色政权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的教训

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如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导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造成苏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后果;照搬苏联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可能加剧民族分裂活动;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关系模式,使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富农在很长时期被当作革命的对象。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正>红色政权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工农红军为支柱,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动员和组织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农民发动了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至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100多     

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分析——以查田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动员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动员之道,并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动员模式。至于这一模式,它是以阶级斗争、土地分配为动员的核心手段,以政治动员、扩大红军、筹款和"肃反"为主要内容,通过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肃反"的手段来推动其它各项工作开展的动员模式。这一模式,在查田运动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苏区时期红色政权建设的探析——以江西省石城县为例

苏区时期,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并努力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理想而建立的。红色政权创立具有偶发性,没有通过"中央——城市——地方——乡村"路径逐步向乡村渗透的,而是通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方式在乡村中出现。红色政权在与白色政权抗争中取得胜利后而建立的,它的建立可能是突发式的、偶然式的、零碎式的。这些在红色政权建立步骤及其类型上均有体现,如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有时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性质的认识轨迹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中出现的政权形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苏维埃革命过程中，在把苏维埃建设为什么性质的政权问题上，经历了从设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式的政权到最终确定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之样一个认识演变过程。     

毛泽东“红色政权”模式探索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讲的“红色政权”，实际上是“苏维埃政权”。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红军为支柱，以山区为军事大本营，以县城为政治中心，面向广大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苏维埃运动。毛泽东的“红色政权”模式，是立足本国实际，吸取别国成功经验而创造出的具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政权模式。毛泽东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红色政权”模式，从而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理论。     

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

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先后实践的两个革命模式,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的战略转变,中国苏区有了大发展。苏维埃运动战略没有放弃以城市为中心,中央苏区的进攻路线导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社会改造视域下的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体系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级苏维埃政权为核心,辅以各类武装或非武装的群团组织围绕其外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从社会改造的视域下观察,这个苏维埃政权体系是工农群众在中共领导下改造社会的工具。中央苏区依靠苏维埃政权体系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改造创造条件,开展了社会改造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了改造社会事业的人力资源,实现了苏区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并为今天一以贯之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丰厚的历史镜鉴。     

冲击与回应:农村宗族的分化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以中央苏区为例

农村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的组织,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对宗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宗族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政策,中央苏区的宗族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产生了分化,出现赞同、中立和对抗三种不同的态度。     

苏维埃政权成为“套中人”的几点思考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即刻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为它采取了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反的、从理论和规范层面上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原则。在“议行合一”体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而非多元的,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立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领导和监督行政权,而行政权却只能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于立法权,没有也不允许有抗衡立法权的法律地位、资格、力量和手段。苏维埃制度,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确认。从理论架构上说,它确实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理念,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创举,经过十月革命的传播传到中国.中共根据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     

江西苏维埃革命的信号——万安暴动历史地位述评

万安暴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万安暴动是江西省最早爆发的大规模地方武装起义;万安暴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雏埃,也是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苏维埃政府;万安暴动创建了赣西南最早的地方红军,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万安暴动促进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形成;万安暴动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孕育了一批杰出的革命者。     

周恩来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思想转变历程

毛泽东关于“乡村中心”的思想是1930年1月提出的。而在此前后周恩来也提出了“乡村中心”思想，用词还更明确。从1927年底到1930年八九月间，周恩来从提出“农民割据”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到提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到明确提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同时他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并主动提出自己愿意到中央局工作，从而完成了他从思想到实践、由“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思想转变历程。而且他从党中央领导的角度开始党的工作中心转变，因此更具有全党性的意义。     

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共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吗？

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下册时,许多学生认为1927年12月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共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中共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1927年11月彭湃在海陆丰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是在海、陆丰地区兴起的,主要的领导人是彭湃。彭湃,广州海陆丰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始在广州海丰县城从事农民运动,他满腔热忱地在农村宣传革命道理。1923年11月,海陆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拥有10万会员,形成一股暴风骤雨般的力量,向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24年至1925年他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农     

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与苏维埃政权改造——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思考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建立了川陕苏区,并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川陕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了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损失,富农加入革命队伍,并想方设法取得苏维埃政权,以此来阻止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共为了清除土地革命的阻碍,必须改组苏维埃政府,把富农赶出去,因此,川陕苏区政权改造是土地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分配生存资源的角度看,中共认为分配富农土地和其他财产具有革命的正当性,然而从富农土地及其他财产来源分析,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改造的合理性则明显不足。     

河源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浅探——以城市品牌战略为重点分析

从文化产业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优势等,提出河源发展客家文化产业的构想———将文化产业作为其主导产业之一,以城市品牌管理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带,大力建设"客家古邑"文化产业示范园,形成合理的文化产业链,产生产业的联动效应,以点带面,促进河源文化产业发展和城市品牌建设,提升"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城市形象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把河源打造成一个环境优美、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富裕、休闲宜居的品牌城市。     

1927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经历了由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策略的急剧转变，因而导致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旗帜政权等方面的不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转而确定了在苏维埃旗帜下，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举行暴动的原则，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举起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形成了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明显不同的特点。     

农民工与近代中国“城市病”综合症——以苏南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工进城打工,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但由于农村推力强劲,驱使大量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而城市有限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来不及消纳,引起"城市化过度",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多种"城市病",形成"城市病"综合症。以近代苏南为中心的区域考察,显现出现代城市的十大病症与农民工大量向城市集中有内在关联。农民工进城打工,在给城市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非法占地"现象的普遍化、环境恶化、供应紧张物价腾涨、就业困难失业问题突出、劳工贫困化现象严重、城市技术革新动力不足、自杀等社会病态加剧、游民充斥乞丐遍地、社会治安状况堪忧、风化问题等。除十大"城市病"之外,其他诸如职业结构畸形、性别比失衡、交通拥挤等病态,也无不存在于苏南各城市中,由此构成"城市病"综合症。而"综合症"的"病源",与农民工的"城市化过度"直接关联。应该看到,农民工进城,固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没有农民工向城市的集中,近代苏南及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想象的,其正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压制,工业发展缓慢,城市化步履维艰,无法吸收消化庞大的农民工大军,以致衍生出许多"城市病",对这种负面影响,同样不应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