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早期官制初探

黄武元年(公元 222年)孙权称吴王以前是东吴的早期,这个时期的东吴政权可以称为幕府政权,其中央机构主要是幕府,地方机构的特点是多用武将为郡县长官.幕府政权是孙策、孙权迫于当时的形势建立的,它虽然在孙氏稳定江东的过程中起过一定作用,但随着孙氏势力的扩张,幕府中央机构的弊端也日渐突显.直到孙权称吴王以后,孙氏才废除了这套机构,彻底解决了政权建设问题.     

杜甫夔州时期的审美观照及诗歌创作

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 ,展现了诗人一生的政治追求及人生追求 ,尤其是展现了诗人晚年的精神面貌及审美观照 ,体现出诗人个体生命价值在当时社会价值的制约下的实现与压抑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论何逊和阴铿山水诗的情景交融

何逊、阴铿作为南朝梁陈时期重要的山水诗人,相比于谢灵运、谢眺、江淹等诗人,二人的山水诗中,景因情显得更加形象,情因景显得更加感人,情与景的关系更为和谐统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杜牧“风流才子”形象的再认识

文学史上,人们对杜牧常喜以“风流才子”冠之。依据主要有三：其一,他早年在淮南幕府中任掌书记的一段生活。其二,他的《遣怀》诗中的“自白”。其三、他做湖州刺史的原因。本文从这三方面对杜牧“风流才子”形象进行再认识。杜牧的扬州生活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且杜牧扬州生活的主旋律被他表面的浮艳风流所淹没;《遣怀诗》隐藏着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形象;“杜舍人牧湖州”段子,既便本事是实真的,恰恰体现了杜牧对女性人格的充分尊重。     

崔致远交游考--以高骈为例

崔致远是晚唐时由新罗入唐的著名文人,其《桂苑笔耕集》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高骈淮南幕府中的诏书政令、军事行动以及人员调动等,涉及幕府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拟就崔致远投职幕府、与高骈交往、对高骈的复杂态度和史料价值四个方面,对崔致远与高骈的交游进行考证,以进一步深入对崔致远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化的研究,弥补《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对高骈记载的不足。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杜牧“风流才子”形象的再认识

文学史上,人们对杜牧常喜以“风流才子”冠之。依据主要有三：其一,他早年在淮南幕府中任掌书记的一段生活。其二,他的《遣怀》诗中的“自白”。其三、他做湖州刺史的原因。本文从这三方面对杜牧“风流才子”形象进行再认识。杜牧的扬州生活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且杜牧扬州生活的主旋律被他表面的浮艳风流所淹没;《遣怀诗》隐藏着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形象;“杜舍人牧湖州”段子,既便本事是实真的,恰恰体现了杜牧对女性人格的充分尊重。     

杨慎云南诗歌中的审美观照对象

杨慎是明朝云南文坛上有着特殊影响的一位大诗人。他以诗人特有的洞察力和审美眼光关照云南特有的奇山异水,物候人情,并揭示其审美价值,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了明朝时期云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状况。     

对《失乐园》中人文主义精神的探讨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其代表作《失乐园》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他在《失乐园》中刻画的亚当和夏娃的形象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意识,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特征。     

从依恋到超脱：白居易诗歌中的心乡思想

白居易的心乡思想是诗人在摆脱传统意义上故乡所具有的物质空间属性束缚后,以故乡的精神空间属性为核心,以清、静、宁、悦的心境为标准去重新定义的关于故乡的新概念,即以心为故乡。它正式确立于白居易出任杭州时期,但实际形成于被贬江州忠州时期。这一思想背后所体现的是白居易委顺修心的处世哲学,意味着诗人最终实现了对故乡依恋的超脱。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汉画所见汉代射艺文化形态研究

在呈现两汉社会生活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墓葬壁画等汉画中,射艺文化形态是其中描绘最为直接和全面的形象史料之一,并为广大射箭史研究学者所关注。论文通过对汉画描绘的射艺活动题材分类与分布的梳理,就其体现的汉代射艺类型、器材形制与特点以及文化意蕴进行了全面研究。本文认为,反映在不同汉画体裁中的射箭形态,由其呈现的内容形式而言,主要分为狩猎之射、战争之射、历史故事之射以及武艺健身与教育为主的习射等不同的类型;而由其展现的射艺方式来说,包括了步射、骑射和跪射三种。在此基础上所体现出的汉代射箭器械形制,主要为弓矢、矰弋和弓弩三种。汉画中所反映的汉代射艺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继承先秦时期射艺形式与技术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走向了弱化礼射形式化的道路,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中国古代射箭技术与文化内涵的基本格局即奠基于这一时期。     

秦汉社会风尚变更对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影响

社会风尚通常是指一定时期流行的社会价值观、追求取向、审美心态及其所表现社会的和生活的行为。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起步阶段,然而秦汉两朝截然不同的社会风尚,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体育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分析秦至两汉时期社会风尚的变更,深入探讨了相应的体育运动的变化,以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为当代社会风尚下的体育运动发展提供一个借鉴的史例。     

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

对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呈现出以迪化城南门为界,城内城外种族、阶层、文化差异悬殊的社会空间格局;清末民初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呈现出满族官兵居住区、汉族商人居住区、维吾尔和回族人口聚居区、俄国侨民聚居区和农牧业人口散居区5种社会区;民国末期,社会空间呈现出高级官署区、汉族商人居住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农牧业人口散居区4种社会区;政治军事力量是社会空间演变的主导因素。     

秦汉民间匿奸问题初探

秦汉时期民间匿奸犯罪的问题十分严重,其类型多样、原因复杂,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秦汉政府高度重视对民间匿奸罪的防治,同时与之对应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并日臻完善,成为以后历朝制定相关法规的蓝本。     

从简牍文书看汉代军事 政务管理的严密性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在上世纪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简牍。其中有很多官方文书。对其内容、格式、行文制度等进行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汉代军事、政务的管理是非常严密的,有复杂的管理结构,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公文处理要求。这对我们研究汉代边防制度有很大帮助,填补了史籍记载的空白。     

汉碑的经典化进程及其影响——以蔡邕碑文为例

汉代是碑文文体的开创和奠基时期,也是碑文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许多碑文撰作大家及作品,蔡邕即其中翘楚。其作品由于丰富的内在价值,备受后代文论家的关注探讨、文学家的肯定揄扬、文选家的选辑收录、文士的追摹取法,从而极大推动了汉碑的经典化进程,使蔡邕碑文最终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力,成为碑文典范,流传至今。     

先秦秦汉的伍长和什长

伍长、什长源于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步兵在西周以前尚不是主力兵种,春秋时期步兵发展为独立兵种。伍长和什长最早见于战国文献,战国的基层社会实行兵农合一制,伍长、什长兼有军事和民政职能。战国后期,多数诸侯国基层的里中普遍设置伍长、什长。秦统一六国后,将其基层体制推行于全国。秦汉时期里中的伍长和什长是低级里吏,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其行政行为构成地方行政制度重要内容。秦国的伍老是高级里吏,不是指伍长。     

缅甸果敢华人民族身份的民族学阐释

果敢地区曾为中国的领土,果敢族是明末永历帝的官兵后裔.由于果敢地区为民族地区,清朝政府的汉族土司管理模式培育了果敢华人的少数民族认同,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一认同意识又得到强化.并且,果敢华人最终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力量在缅甸建国的历史机缘中发展成为登上缅甸历史舞台的少数民族身份.果敢族因而也成为东南亚历史上分化形成得最晚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