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殿外 别有新天——王兆鹏先生的学科交叉跨界研究管窥

王兆鹏教授之治学,既拥唐门考据之长,注重文献学硬功夫,故能成其深,又不囿于学科限制,注重学科交叉新思考,故能成其大。他在文献考据、理论阐释方面皆颇有建树,备受瞩目。王兆鹏在理论阐释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文学跨界研究是其治学之特色,其定量分析、传播接受、范式批评等研究成就尤其突出。     

沉潜与高明的结晶,典范到普适的学问——评王兆鹏先生《词学研究方法十讲》

王兆鹏先生总结近30年治学经验撰成《词学研究方法十讲》,详细论述了词学实证性研究和诠释性研究的诸多层面,讲解了关于目录、版本、校勘、笺注、辑佚、辨伪、词人生平考订、词作系年等词学研究的方法和操作程序,既有操作步骤的引导,又有具体事例的分析,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之路”——中国诺斯洛普·弗莱研究卅载回眸

在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弗莱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随着我国研究者对西方文论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弗莱研究进入发展期,批评方法日趋多元,研究视野日益开阔;进入新世纪,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渗透下,弗莱批评理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开发。而在与我国本土批评语境结合的过程中,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也日益成为我国研究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批评之路＂的重要载体。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略论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

通过解放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管窥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解放以来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上层建筑"范式(传统唯物史观范式)、"中国化"范式、"知识考古"范式(新社会文化史范式)。方立天先生是佛教中国化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佛教中国化这一研究思路,与方立天先生所确立"中国佛教哲学"学科体系息息相关。至今,佛教中国化范式还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方立天先生在佛教研究中承前启后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混和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

混和方法研究是指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是在美国质性--定量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争论中产生的;其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混合方法研究程序设计包括确定研究问题、研究目标、选择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解释资料、合法化、得出结论并撰写最终报告等8个步骤;它的突出优势是在研究中能增加交叉性优势和压缩非重叠性弱势,提高研究的效度与信度.     

谈古代文学研究应严守中庸——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看研究的基本原则

人们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存在争论的原因在于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过分追求新奇,流于片面和偏激,破坏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只有在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及其他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里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中庸,才能重建并凸显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属性研究——基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从认识论角度看,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软"性的、"应用"度较强的学科;从社会学角度看,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分散"度较高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学科。鉴于这些属性,为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应当整合多样的研究范式,继续关注实践问题,充分吸纳各类研究人员。     

范式、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视角

针对学界存在方法、方法论与研究范式概念含混使用的现象,文章站在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视角上对"范式"概念的含义重新解读,总结出了范式的四个基本特征,并探讨了三者的关系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     

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属性研究——基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从认识论角度看,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软”性的、“应用”度较强的学科;从社会学角度看,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分散”度较高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学科。鉴于这些属性,为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应当整合多样的研究范式,继续关注实践问题,充分吸纳各类研究人员。     

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兼评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

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的学术巡视与前瞻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伴随着家族文化研究的繁荣而兴起的,它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90年代的初步发展到本世纪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其研究范式有以文学为本和以文化为本两种,以世家个案研究为主,同时涉及到断代、区域和专题等方面研究。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呈繁荣之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少时空贯通、理论深入和观念开放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文学世家研究。     

基于设计的研究——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基于设计的研究通过为特定的场合设计学习环境,采用"逐步完善"的方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基于设计的研究因其独特的研究理念和操作方法成为国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关注点。本文通过对教育技术学几种研究范式的回顾,主要分析了作为一种新的综合研究范式——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内涵、特征及其研究过程,并进一步指出了基于设计的研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及实际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和困难。     

童年研究的新范式——新童年社会学的理论特征、研究取向及其问题

基于"发展"、"理性"、"自然主义"、"普遍性"等核心概念基础之上的传统童年研究,受到新童年社会学的强烈批判。作为童年研究的新范式,新童年社会学提出重新看待童年:把童年看做社会建构;童年是社会结构形式;童年是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从儿童自身的角度来研究儿童;儿童是能动的创造性的社会行动者,以上构成新童年社会学的理论特征。作为一个理论综合体,新童年社会学呈现四种研究取向,即社会结构的儿童、少数群体的儿童、社会建构的儿童与部落儿童。其研究取向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它们的相似性要比其显而易见的差异要重要得多。作为尚在形成中的新童年社会学,具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仍然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面临挑战的同时显现出新的生长点。     

《水浒传》的影视传播与接受——以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为例

从传播学的角度,中央电视台2011年推出的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是四大名著第二次改编中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新《水浒传》利用当下"电视—视像"改编名著的技术优势,并借助多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了《水浒传》视觉传播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对于小说原著的思想、人物和情节也做了适当的改动,有些内容是全新演绎甚至是颠覆。这些改动一方面体现出编导、演员对原著的理解,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迎合当代大众期待视野变化的结果。     

从"体系建构"到"问题研究"──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

我国教育管理学自创建以来,在研究范式上更多地遵循着"体系建构"的逻辑,这一研究取向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也逐渐凸现出较大的局限性.研究范式的转换成为进一步推进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问题研究"是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它不仅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是相适切的,还可以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促进研究人员的专业化,能有效地推动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     

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兼论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教育研究,先后出现了三种研究范式和两次范式转换。首先是政治教育范式向绩效主义范式的转换,其次是绩效主义范式向文化学范式的转换。文化学范式是以人为中心,从文化出发来研究人、从人出发来研究文化所形成的研究范式。文化学范式正在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主导或主流范式,它带来了教育学学科和教育理论的革命性变化,对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学科课程研究范式的跨学科分析——兼谈与一般教育研究范式的比较

以近十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学科课程研究文献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发现：学科课程研究中思辨、实证、行动三种范式运用相对均衡,且以质性研究为主;变化趋势为思辨研究下降,实证和行动研究上升;各学科课程研究范式体现一定学科特色,但与一般教育研究范式差距甚大。要注重研究规范性,加强队伍建设,实现高水平发展;倡导研究融合性,建立学科教育学,推动研究深入发展;尊重学科差异性,立足学科本质特点,鼓励研究特色发展;加强期刊引导性,创办高水平期刊,引领研究可持续发展;强调基金支持性,加大立项指导力度,促进研究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变迁：基于学科规训视角的考察

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论”与“领域论”之争,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合法性危机的核心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历史中言之未明的关键问题。破解该问题的认知迷雾,需要我们从“范式”和“规训”概念的视角反思“学科论”与“领域论”的本质,领悟高等教育研究的演变逻辑,从中找到真正使我国高等教育学走向学科化的传统基因与历史依据,并从强化基本理论研究、平衡学术与行政权力两个方面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化的超越发展之路。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着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一部深化柳宗元研究的新著作——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

文学史上韩愈、柳宗元并称,我所指导的博士生论文已有以唐宋韩愈接受史研究为内容的。因此我特别期待有一部柳宗元接受史的专著,这特别是在柳宗元研究也如同多数唐代著名作家的研究一样,处在迫切需要开发研究新视角、新课题以打开研究瓶颈之际。值得快慰的是杨再喜君的《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下简称联接受史〉〉）终于从传播接受史研究的角度扩展了柳宗元研究的瓶颈,从不同的视角提出新见解,展开一些新问题,取得不少成果,开拓并深化了柳宗元的研究,是一部颇有学术深度和价值的新著。其成绩,此处容不具体展开,我则想从此书的个另Ⅱ还可周全之处而兴发出的一些或异或新之鄙见,说说对我的启发与滋生的应关注研究的问题。我想,这虽有意避开赞颂之辞,但却是因此书而产生的良好效应,同样可以显示此书的一种学术贡献。以下我简约地就此谈点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