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黑水惟梁州——昭通政区朔源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的记载过于简略,引发了聚讼千年的"黑水"难题。以黑水为雍、梁二州的西部边界,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西南诸河的模糊认识。作为确定梁州范围的一条重要界限,黑水的探寻可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即便抛开黑水的真伪不谈,历代学者为此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堪称一部激动人心的《禹贡》学术史。昭通政区朔源研究同样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论将《禹贡》黑水定为横断山区诸河中的那一条,均可断定早在先秦时代西南地区就已纳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那么今昭通市已属《禹贡》梁州境域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唐代诗人汉中诗考略(上)

汉中为唐时山南政治、军事重镇,属山南西道。唐前期汉中仍沿用两晋南北朝梁州之旧称,唐德宗兴元元年（784）诏改梁州为兴元府,故唐代汉中有梁州、兴元二称。由于汉中地处秦蜀驿路要冲,南北栈道交汇于此,为京师长安前往巴蜀、南诏、滇、桂等陆上交通必经之地,故有唐一代诗人使臣旅历咏题汉中者颇多。据笔者统计仅性唐诗晰收涉及汉中者即多达六十余首,作者不少为唐代诗坛名家。唐代汉中诗在近年地方文化旅游宣传中时有引用,但对唐代诗人旅历汉中的时间、背景、游迹以及所涉地理、名物等尚缺深入全面考证,此外还存在～些重要作品尚未…     

古称三危与黑水之辨解

敦煌在唐虞时代,系流沙三危地,《史记》"禹贡三危既宅"即古瓜州今之敦煌《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导黑水于三危入于南海".《汉书·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注云:"古瓜州今之沙州地."《山海经》《水经注》、《括地志》均有记载,皆以瓜州或沙州即今之敦煌.惟刘逢源《尚书今古文集解》,谓三危即西藏地.按《禹贡注疏》指三危为青海与西藏界上巴萨通拉木山(唐古拉山脉之旁支),刘说慨系本此.《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     

先秦九州五服视野中的昭通境域——昭通政区的历史人文地理背景

据《禹贡》所载,昭通在夏、商时期属梁州,位列五服之中的荒服区域。由于《禹贡》成书年代和记载内容受到诸多质疑,昭通政区的源头也一度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文献基础;但现代考古证据却表明,最迟在商代,包括昭通在内的诸多西南方国、部落境域,因为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多方面的联系,故而进入了中原学者的视野。研究昭通政区的起源,《禹贡》所述先秦时代的华夏、四夷格局以及九州、五服制度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仍旧难以代替,并不能轻易否定。     

《禹贡》研究概论

《禹贡》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地理、社会性质的重要文献 ,特别是一部我国上古时代地理知识的结集性著作。历代学者们对《禹贡》本身的研究从宋代开始渐入佳境 ,至近现代则蔚为壮观     

也谈昭通涉及“梁州”“荒服”的一些看法

在介绍昭通沿革的文章中,有的曾提到昭通“上古称荒服地,夏商属梁州地”。这里笔者不揣冒昧,也谈一点有关昭通涉及“梁州”(本文均指古梁州)及“荒服”的肤浅看法,作为千虑之一得。先谈昭通涉及“梁州”的有关看法。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当推《尚书》。《尚书·舜典》篇谓:“肇十有二州”。文中仅提出州数,未列具体州名,只在其后人的注解中提到十二州中包括梁州。而在《尚书·禹贡》篇叙述九州行政区划中则谈得较明确:“华阳黑水惟梁州”。其意是说华山南边到黑水之间     

春秋柏举战址及相关地名新考

追溯春秋柏举之战的原始记载,据《禹贡》载本地盛产树木的种类及其分布规律,认为春秋时的柏举乃水名而后世省称为举水,有如春秋时的清发,晋唐时简称为清水一样。分析认为"大别"方位在汉晋至唐代的争论至《元和志》已成史论,又据《禹贡》《地说》《汉津赋》等不晚于汉代的史料对柏举战址作了新考;同时对小别、清发、雍澨等相关战地的今址也提出了考证结论。     

《三国演义》与安康

汉中,因了诸葛亮而在《三国演义》里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汉中之东的安康却因了诸葛亮而在《三国演义》里几乎成为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安康在三国时期亦是血火交融的战场,魏、蜀、吴三国都曾用兵于此。《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什么要淡化安康的史料进而模糊安康呢?本文认为是因为安康的史料暴露了蜀汉在战略上．用人问题上的失误,不利于诸葛亮形象的塑造,罗贯中有意识地淡化处理了安康的史料。由此,我们更强烈更具体地感受到罗贯中驾驶史料的高超能力。     

《历代职官表》和《历代地理沿革表》

《历代职官表》是一部官修的大型职官表,用于查找历代官职名称、建置和职掌变迁等情况。《四库全书总目》对本书评价极高,说它“包括古今,贯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证今;经纬分明,参稽详密。”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机构和严密的官僚制度。各种职官的名称、建置、职掌、品级、员额等,不仅代有因革,就是一代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虽然《二十四史》对每代官制多有专志述要,《十通》和会要、会典等也有专章论叙。但或则断代为书,或则疏略不全,不便检阅,因而就有职官专书的出现。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政府感文武内外官职品级虽已载在《大清会典》,“至于援古证今”,检索“今之某官即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无,或古无今有”等,则无所依据。于是即派永瑢等主修,将清朝“文武内外官职阶级与历代沿袭异同之处,详稽正史,博参群     

两汉无襄阳郡县建置说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都载有襄阳县、襄阳郡说,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羼入、误抄照搬之说。《通典·州郡七》说:"襄阳,汉中庐县地也。"《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引《州郡志》说:"襄阳,汉中庐县地,汉初徙骆越人居之。"《三国会要》说:"《宋志》引《魏略》云:襄阳郡‘(魏)文帝立’。"这表明,两汉没有襄阳县、襄阳郡建置,襄阳县、襄阳郡的建置当起于曹丕。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影响太大,导致一些古籍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亟需加以澄清。     

刘、曹汉中之战

三国诸战役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孔明北伐等诸多著名战役。刘、曹汉中之战,虽在史书具载,但未专列。余研读《三国志》,参《资治通鉴》、《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稽考史事,独成此篇。汉中地处益州(四川)北陲,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群山屏抱,汉水横贯其间。其自然环境与四塞的险峻地形,决定了它自声就是商旅往来和兵家必争之地。汉中与南北     

近20年来《禹贡》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禹贡》研究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绩。在研究中引入了考古学、文字学、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人群也由历史、地理专业人员扩展到文字学、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人员,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使《禹贡》研究朝着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唐宋时期关于汉水正源的考辨

汉水为长江最大支流,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河之一。但历史上汉水正源问题却围绕《禹贡》“皤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的记载两千多年来长期争讼不已。唐宋时期,随着西部地理之学的兴盛,历史地理学者对此作出进一步不懈的探索,兴元府三泉嶓冢汉源说基本上得以确立,奠定了后世汉中汉源说的基础。本文根据唐宋大量地志文集的记载对唐宋时期这一学案过程作了勾勒和梳理,认为对汉水正源兴趣颇浓的争讼与不懈求索,显示了唐宋间汉水文化地位的提高和唐宋学者对西部水系地理认识的深化。     

韦应物《淮上喜会故人》之“梁川”与“梁州”考

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中的"梁川",在当代各种出版物中多作"梁州"。但《韦苏州集》的两个宋本以及元、明、清的所在古籍版本均为"梁川",《瀛奎律髓》宋刻本及明清版本亦均为"梁川"。《唐诗三百首》的古籍版本,也是先有"梁川",后有"梁州"。"梁州"最早出现于《唐诗品汇》明刻本中,应为形近之讹。由于"梁川"讹为"梁州",还导致了"江汉"被曲解。     

徽州的地理学著作

宋代程大昌的《禹贡论》、《北边备对》和《雍录》都是比较著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论》5卷，后论1卷，禹贡山川地理图2卷。前5卷论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详细辨证旧说的错误；后论1卷专论河水、汴水之患；禹贡山川图31幅，以宋以前诸家注释《禹贡》旧说绘图，并详加辨证，另定新图。该书是研究《禹贡》和宋以前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北边备对》1卷、《雍录》10卷，都是对西北地理的研究考证之作。[第一段]     

从石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看秦汉中国的天下观变局

石屏(汉代的胜休县)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版图中。但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地区便被纳入《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范围内。这一现象,不仅仅是单纯的托古比附问题,而是由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这种趋势在思想上,便是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在先秦便已萌芽,到秦汉时发生剧烈变革,由文化认同向实际政治控制转变。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变革在新征服地区的人们心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塑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董卓传》校证拾遗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是研究东汉史的基本史料,自问世后历代皆不乏研究者和整理点校者,并且取得不菲的成就。中华书局1965年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点校本,虽然广泛吸悔前代诸家之校证成果,但《后汉书》中原有的错误亦未得到校勘和清理。     

裴秀的“制图六体”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图学家,他主持绘制的大型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目前世界上见诸文字记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他在绘制《禹贡地域图》时所提出的“制图六体”,对自晋到清1,000多年间中国制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汉中的屯田与水利

汉中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产粮地区。〈华阳国志·汉中志》赞誉汉中“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繁荣的经济,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宋金对峙时期,汉中又成为南宋西北边防的军事重镇。汉中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军食民用,关系南来秦岭防线的安危,因而倍受重视。一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任川陕宣抚处置使,至兴元府（今陕西省汉中市）。据《续资治通鉴·来纪一百六》载,张浚上奏日：“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