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行为立法模式的构建

商行为明显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理应以特殊的规范进行规制。对商行为的科学界定及商行为的独立性的注重,对于一个国家商法的定位关系重大,对我国而言,更是关系到《商法通则》的存在价值。     

我国商行为制度的评判与重构——兼论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区别

受“民商合一”理论的误导,我国在学理上及立法上均认为商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从根本上否认商行为的独立性。然而,商行为与法律行为在价值取向、有效要件、瑕疵分类及瑕疵处理模式等诸方面均存有根本性的差异。我国商行为制度的重构,应采取《商事通则》与具体商行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     

论我国商行为制度的构建

商行为存在民事行为所不能包容的特殊性,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如不在民事行为制度之外设立商行为制度,就无法有效地调整因商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以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受民商合一法律传统的影响,我国立法尚未独立的商行为概念,仅仅在商事单行法中确立有限的商行为制度,商行为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因此,在立法理念上强化商行为制度的立法价值,加强商行为立法,构建商行为制度已成为我国现实的商事立法需求。     

论民商分立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较佳选择

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我国一些学者所持观点进行评析，可以发现适合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制定《商法通则》，以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商事立法模式有着三种典型的主张，本文试从商事立法的目的来分析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内在缺陷，从法典化的困惑来论述绝对的民商分立模式的不可取，最后通过对折中主义模式的考查，论证了我国制定《商事通则》的可行性。     

我国商法立法模式探析

商法立法模式是我国商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学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综合比较各种学说及对我国现实进行分析,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充分比较和论证,文章认为我国商法立法选择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法模式是适合我国现实需要的一种创新,具体而言,就是《商事通则》与单行商事法律相结合,它将是我国商法立法的理想模式之选择。     

关于我国商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我国法学界关于商法的立法模式历来存在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在对这两种商法立法模式的优劣进行学理评析的基础上,参考学者关于制定《商法通则》的观点,提出了我国应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商法通则》的改进立法建议,以规范市场经济中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实现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对商法独立性的考察和思考

商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商法的独立性,针对该问题本文从商法对象与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民商分立固然可以使商法得以凸显,民商合一也并不能使商事法律制度泯灭,只是民商分立能从形式上较强地反映商法的部门化而已.     

论商法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兼论商法的独立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以商品为媒介,其目的是为了营利,由此,产生了一种区别于民事关系的新型社会经济关系,即商事关系,民法无力调整,所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种新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商法产生了.从商事关系本质出发,商事关系是一种发生在地位平等的公民、法人等主体之间具有以营利即资本的价值增值为目的活动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试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已成为我国物权立法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欲从物权行为的概念人手，分析物权行为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的独立性。     

试论央行独立性与立法的关系

要使央行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必须的,但各国央行的独立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其它的条件,如政治气候、央行的组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等等.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及民商法立法模式研究

民法与商法都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法律,对人们的生活起着约束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法律研究领域中从来都是引人热议的话题。对于它们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可以说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法律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被动做出改革进而适应这个社会,因而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着不同的关系。本文就民法跟商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且对民商法的立法模式展开了研究,为更多的人认识法律和我国的法律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两种企业基本法立法模式之比较——兼议我国企业法立法模式体系之完善

我国现行企业法处于相对混乱的时期。笔试图通过对两种企业基本法立法模式的比较，我出各自优劣，最终找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我国企业基本法立法模式。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兼谈空白罪状内涵的解释与补充

基于刑法典的稳定性与国家对经济活动调控的变动性,我国经济犯罪应当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形成以附属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模式;在对空白罪状进行补充解释时,应当选择根据特定法域内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的规范来确定具体行为的客观方式。     

论我国立法模式下程序正义的设立

正义是人类普遍认为的崇高价值,具有公正性、合理性,人们追求正义,同样也追求程序正义。而当前研究程序正义,往往是从操作层面和正义价值论上研究,研究制度改革,忽略从立法角度探讨程序正义设立。立法模式下程序正义,就是以立法视角对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可能影响程序正义的因素进行分析、判断,从而揭示立法对程序正义的影响,进而制定出具有正义性的法律程序。本文以立法模式下程序正义设立的概念为基础,分析我国立法模式下程序正义设立的现状,以期说明立法对程序正义的影响;从司法者的价值、司法职业群体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进行理性探究,引起人们对立法模式下程序正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兼评商事立法之选择

我国的商事立法一直采用颁布单行法的模式。但实践表明，仅具有个别领域特征的单行商事法律不足以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还需要具有一般性调整特征的商事法律，即商事通则。它是规定调整商事关系的共同性规则。商事通则的体系结构应根据我国现实的理论、立法和实践来确定。     

行政立法后评估主体模式的探究

在行政立法后评估体系的构建中,评估主体模式作为评估体系的一个关键构成要素,决定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真实地反映行政立法的效果。为了完善我国行政立法,有效推动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的发展。应当有步骤、分阶段建立起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的主体模式。     

国家审计模式的比较与选择——兼论我国国家审计模式的重构

本文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的政府体制与审计模式进行异同分析，得出了审计模式选择的若干启示；并对我国目前国家审计模式的特点和缺陷进行评价，提出了我国国家审计模式的最佳选择：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审计模式进行合理转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型审计模式”之路。     

论商法价值取向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影响

民法与商法的区分及关系问题,除要考虑法律的调整对象之外,立法价值取向的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民法以公平为最高价值取向,立法采公平优先原则;而商法以效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立法采效益优先原则。对商法价值取向的内涵及其与民法价值取向的区别进行分析比较可知,我国商事立法的合理模式应为: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采取《商事通则》与单行商事法律相结合的商事立法基本形式。     

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兼评商事立法之选择

我国的商事立法一直采用颁布单行法的模式。但实践表明,仅具有个别领域特征的单行商事法律不足以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还需要具有一般性调整特征的商事法律,即商事通则。它是规定调整商事关系的共同性规则。商事通则的体系结构应根据我国现实的理论、立法和实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