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脱党原因新探——与苗体君先生商榷

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却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事业的一大转折。笔者针对苗体君先生否认李达脱党与张国焘、陈独秀之间矛盾有关,希望通过挖掘新的材料,探求真实原因,恢复李达脱党的本来面貌,并希望能从中了解李达这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得到人生的启示。     

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为何退出共产党的历史考实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闭幕后,仅仅过了3个月,周佛海就退出了共产党,只是没有“办理退党”手续而已,1924年5月,周佛海从日本留学回到广州,同年9月他正式退出共产党组织。周佛海为何退党?这个问题党史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多数书刊普遍认为是周佛海的老婆劝说周佛海退党,以逃避交纳党费,周佛海才退党的。事实上,从周佛海的成长过程来看,现实、就业的巨大压力才是使周佛海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真实原因。     

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外,张国焘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角色:他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大会主席,是党的创建时期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导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地评价张国焘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     

中共一大代表的社会职业及人生之路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 名正式代表是: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何叔衡、陈公博、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周佛海、董必武。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历史新课程中的中共重要会议

中共一大: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各地推举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共12人,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     

陈独秀与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创建

陈独秀早年办报理念注重启迪民众基础上政治动员,此与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党报的政治宣传相契合。建党及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中共早期新闻宣传体制创建中扮演双重角色。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新青年》的主编,报人陈独秀的声望、人脉乃至经验对中共早期党报骨干汇聚、党报体系形成发挥了作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注重党报新闻宣传制度化建设,通过历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明确党报领导体制,设置管理机构,严格宣传纪律。中共"四大"后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强调地方党组织购阅及推销党报的重要性。     

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斗争,积极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和"一大"的筹建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共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家手迹”欣赏

陈望道,一八九一年生,原名参一,又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一九二〇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曾任《新青年》编辑、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一九二三年退党。新中国成立后,任     

李大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李大钊率先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意义,继而成为中国“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到1920年,李大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把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并与陈一起影响和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由此可以说,李大钊堪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亦堪称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独特贡献。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关于政党问题的认识演变,是从崇拜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政体、政党政治,到逐渐对它怀疑和失望的过程;是对中国的北洋政府从幻想到失望和抨击,对当时中国的各派政党则从有时否定和讥讽,有时规劝和肯定,最后则逐渐失望的过程;也是逐步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缠绕,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特别是认识在中国建立新的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必要性的过程。在这种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李大钊于1920年初与陈独秀“相约建党”,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却不是太深厚。     

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

历史上有无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没有!无论是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还是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都证明了"武力解决"的密电是不存在的。     

建党历程上筚路蓝缕之功——浅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难历程上,陈独秀、李大钊具有开创者的历史地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唤醒了一代青年,提出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奠基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共建党史上的佳话,值得深入研究。     

再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问题

王尽美、邓恩铭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这个说法早已盖棺论定,并为党史界所认同。然而,最近一些学者如李肇年、殷汉文、王文泉、苗体君、窦春芳等,纷纷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王乐平才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经考证,笔者认为：李达关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组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回忆是正确的;王乐平没有接受陈独秀组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函约请求;王乐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乐平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值得怀疑的;王尽美、邓恩铭的确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文章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李肇年、殷汉文等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也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陈独秀与民主集中制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以为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中央集权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按照"中央集权制"建党而形成的党内"集权"倾向,不仅延缓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在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家长作风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被正式写进党章。但是刚刚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就在中央强力推行"左"倾政策、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过程中,易手成为陈独秀反对"左"倾中央"官僚集中制"的武器。     

陈独秀与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建设面临严重困难,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果断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使党组织短期内获得了迅速发展,实现了从宣传小团体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转变;在中国政党史上,首次使用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党的基层组织以支部取代小组,为中共现行的基层组织体制奠定了基础;开始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树立了防范与惩治意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为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土地革命准备了组织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让步阐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过三次大让步,即中共对国民党二大的妥协,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中共对中山舰事件的退让,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中共对《整理党务案》的再退让,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本文将从周恩来对三次大让步的描述、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在三次大让步中的态度两方面对三次大让步进行一个较为清晰地阐述,从而对这段历史有个较为准确的理解。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激荡洪流中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引导先进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他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不顾反动派的打压,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共产党的行动中,并为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不懈地努力奋斗;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注重从思想组织上建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