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食与谋道——中国大学理念之抉择

“谋食”与“谋道”是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一对历久弥新的矛盾,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何以史为鉴,中庸而非折中,接纳而非摒弃,则是当下中国大学理念诉求与创新中的新要求。“谋食”与“谋道”对于一所大学的和谐健康发展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将导致大学发展的不平衡。“谋食”是“谋道”的基础,“谋道”是“谋食”的必然发展,两者应该和谐统一,而和谐的大学理念必然能促进建立一种和谐的校园文化,发展具有和谐精神的大学人。     

徘徊于“谋道”与“谋食”之间——古代读书人历史性格解

回望历史,我们看到了读书人在“谋道”与“谋食”之间的“此意徘徊”,也可以说,“谋道”与“谋食”的问题贯穿于我国古代读书人历史性格形成之中,也正是在“谋道”与“谋食”的相互扭结、缠扯甚至冲突、分裂之下,我国古代读书人艰难地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谋食与谋道——孔子的生活价值追求探究

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并不是说君子只＂谋道＂而不＂谋食＂,而是说君子毕竟不是生活世界的平凡人,应该有较＂谋食＂更高的＂谋道＂的追求。也就是说,孔子教人在＂谋食＂的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要争当君子,由凡及圣,实现＂谋道＂的精神超越。孔子这种＂谋食＂与＂谋道＂兼顾、以＂谋道＂升华＂谋食＂的生活价值观,在价值虚无、功利至上的今天,尤显弥足珍贵,值得珍视和阐发。     

从《风雅颂》看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及其悲剧根源

<风雅颂>是阎连科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一部精神自传,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性与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之间的不谐调,反映了他们的自我身份确证的悲凉和艰难.这里从小说主人公杨科的身份问题出发,借以剖析知识分子无法转轨的精神现实及其内在的软弱性和悲剧命运的根源.     

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论清末民初时期的吕思勉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吕思勉,一方面已接受了系统完整的传统士人教育,另一方面在社会角色与思想观念上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逐渐转型为一位新式的知识分子;而他独具的人格、品性更与其学术风格的形成关联密切。     

“从身份到契约”:学术职业的变化趋势及其反思

在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趋势中,学术职业先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行会身份、宗教身份及政府公职身份备受挑战,以评聘协调、非升即走、聘任后评价、末位淘汰等为规程的契约化变革日渐盛行。对于学术职业而言,身份传统和契约化变革各有利弊,两者并不是依次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理应和而不同地共存。稳健、有效的学术职业改革,应坚持"身份传统+契约化变革"的整合型发展方式,而不宜作非此即彼的极端化选择。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从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到现代政治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治国之道,对古代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向前发展.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的特殊时期,儒家德治思想时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治国安邦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治国方针,是对我国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从职业经理人到企业家

人们普遍认为职业经理人是指在企业里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背景,并把管理作为终身职业的人。而企业家是指创立新型企业,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老板。许多人仍然对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概念不清,尤其是对国营企业或其他类型企业中担任总经理,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并快速成长的人不知道用什么称呼。 职业经理人的英文直译是profes-     

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治学与治生问题的思考

《儒林外史》是一部表现封建文人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通过对三大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展现了其所在时代知识分子的治学和治生追求,显示出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对知识分子命运和追求的冷峻思索,回答了治学和治生的关系问题,并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生发展道路。     

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中国诗学产生历程考述

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尔后,“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成了中国古老诗学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历代学者研究基础上,拟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历程看中国诗学的产生这一角度作出论述,试图进行比较系统和整体的把握．     

从《儒林外史》看传统的学习观

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儒林外史》，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明清时期士人的学习观念。这一学习观认为，儿童在七八岁甚至更小时就应该开蒙读书，以反复背诵的方式学习《四书五经》，熟悉八股文格式，为将来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在一般读书人看来，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因为高中进士就能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也正因此，《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成为士人所学习的主要知识．其他无关应考的知识一概被摒弃．这一倾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扶贫攻坚视角下高校建档立卡生全方位帮扶途径探析

高校建档立卡学生的帮扶工作与学生成长成才息息相关,“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因此,做好建档立卡学生的帮扶工作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现实意义。对建档立卡学生的精准帮扶、精确管理和提升学校管理与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和精益化水平有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散文化、诗化小说的文化传承与文体创新

中国现代散文化、诗化小说正是在"像"与"不像"之间,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文体形式,试图突破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体式中所存在的"套"或"型",加以尝试和创新.这一相当独特的小说谱系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与杂糅性,较为自觉地承传了中国传统美学之精华:意境的感受、营造和表现.在对人生的审美追求上,中国现代散文化、诗化小说的构成及内蕴与中国哲学和民间文化密不可分.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小说建构、在视野选取方面将传统中西方小说中重要的因素:"时间"与"空间"凝固化、静观化是中国现代散文化、诗化小说较为突出的文体创新之处.     

论哈尼族传统村落与现代集镇的对接

当今世界,发展城镇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哈尼族传统村落基本特征,既不破坏民族传统的风貌,又促进现代文明的城镇化?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言不尽意”到超越语言－中国传统文学语言观念的现代分析

从先秦到魏晋，“言不尽意”逐渐成为学理论的重要命题，“意”也就逐渐用来指称学艺术要表现的内容。学要表现的是人内在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它也是难以用日常语言“尽意”的，从传统的学创作实践及理论来看，学超越日常语言的主要方式是“立象以尽意”，但学语言所立之象不是日常司空见惯的现实之象，而是以审美之心所绘出的超越现实的虚拟之象，即语言乌托邦，学超越日常语言的主要语言策略，一是以有限寓无限，二是运用比喻和象征，三是利用语言的创新。     

试论台湾客家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文章认为 ,客家人进入台湾宝岛可分为五个时期。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台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他们的功绩流芳百世 ,万古长青。     

民本思想与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至西周时期,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之中.以民为本思想体现在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中、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中.民本思想和以民为本思想的共同点是:二者都重视民众的作用、都是对"官"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了富民;民本思想和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都注重民的作用,但是民的地位不同;"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的实质不同;实现利益的主体不同.     

从现代到古代--叶维廉及其诗歌创作论

叶维廉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中国台湾文坛的人物，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因此，他也就具有了多重的身份，既是诗人，也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既是著名的教授，也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在他的文化建树中，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杰出的意义。从他诗歌创作的历程看，他走过了一条从现代到古代，从西方到东方的道路，而他诗歌的意义则在于比较鲜明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新诗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思想，艺术倾向，为我们探讨中国20世纪新诗成功的经验，提供了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