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小说创作论

吴趼人为《李伯元传》曰：“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竞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吾于趼人亦云，吴趼人不仅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名于晚清文坛，而且以其小说理论与梁启超等人合力指导和推动了小说界革命。其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写情小说与笑话小说理论皆对晚清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分别论述之。     

作为叙述的评点——吴趼人小说研究的盲区

吴趼人的长篇小说最初刊载或出版时大多有评点,这些评点在小说文本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叙述功能,对小说叙事起到了重要的补充、扩展和强化、深化作用。在那个视小说为改良社会、新民救国之利器的时代,小说评点这一角色功能的变异与调整,是适应读者阅读期待视阈的结果。     

吴趼人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无论从取材倾向与主题意蕴等内容方面,还是从叙事情景、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等形式方面,都与传统短篇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体现出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型期短篇小说的诸多新质。吴趼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带起了清末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小小热潮,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生路。     

试析吴趼人写情小说中的道德世界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对情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情是道德的源泉,道德是情的升华.在其写情小说中构筑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庭道德园地,体现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同时编织了以婚姻契约为基础的两性道德梦想,主要通过婚姻的基础、男女的道德操守两方面表现出来.作品中也表现出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的悲剧人生.     

论吴趼人的小报生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虽然吴趼人认为小报生涯妨碍了他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办小报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趼人的小报生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的写作技巧,并使他及时了解时代动向,顺风而动,投入"小说界革命"的潮流。在晚清众多的报人兼小说家中,吴趼人极富于代表性。     

浅析吴趼人写情小说中叙事时间的选择与心理空间的拓展

作为晚清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吴趼人写情小说的创作在中国言情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的写情小说的艺术是卓立不凡的,特别表现在叙事时空的运用上。在叙事时间上不但部分地打破了以往小说按时间先后的顺序写作的方法,而且故事时间选定也别具匠心,同时注重向心理空间开拓,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     

吴趼人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

1906年,吴趼人搜集了中国古今奇案数十种,结集为《中国侦探案》,被时人称作中国侦探案有记事专书的滥觞。尽管其书多写断案而非探案,但它在思想观念与文体模式等诸多方面已融入了刚刚输入的西方侦探小说,因而与传统的公案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尤为重要的是,吴趼人借此揭橥了一条立足于本民族的中西文学融合途径。在当时一边倒的崇拜外国侦探小说的声浪中,他转而力图从传统清官文化中恢复旧道德,从旧公案小说中追寻侦探小说之根,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均开启了侦探小说民族化之路。     

论吴趼人写情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形象及其意义

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是表达作品主题和思想内容的关键,但次要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吴趼人写情小说《恨海》《劫余灰》《情变》中的次要人物形象形色各异丰富多彩,在表达主题意蕴和完善作品结构上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     

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略论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与梁启超有过直接交往的新小说家.他是<新小说>杂志中后期的总撰述员,在创作思想方面与新小说社的理论倡导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尽管深入一层来看不过是貌合神离.他所主持的前期<月月小说>,秉承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体例.在创作实践方面,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都是晚清时期这些小说类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体现着"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吴趼人与新小说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当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吴趼人小说创作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离合关系——以《恨海》为例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也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坚定追随者,然而最后他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了维新派小说理论的对立面。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例,揭示吴趼人在创作上悖离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原因及其结果。     

独辟蹊径的冲击——论吴趼人的短篇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

吴趼人凭借自己担任总撰述的《月月小说》为平台,开辟“短篇小说”专栏,发表了一大批作品,并以广告、征文启事的形式进行号召。他的短篇小说无论从题材内容、思想意蕴还是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为中国传统小说首先在短篇小说领域的突破开辟了道路。     

情为理之根理乃情之果--论吴趼人写情小说的“情”“理”关系

吴趼人在其独立创作的三部写情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棣华、婉贞、阿男等三位女性形象,从而生动地阐释了“情为理之根、理乃情之果”这一情理关系。也就是说情是先天存在、自然发生的,如果个人把握得合理,就能升华为社会伦理道德;如果个人把握得不好,就会沦为“魔”“欲”。     

近代转型期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吴趼人小说《黑籍冤魂》为样本

晚清小说处于近代短篇小说崛起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尽管仍未彻底扫尽旧小说的习风,但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现代化的特性。本文试从叙事学角度对吴趼人小说《黑籍冤魂》这部处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来探寻这一时期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方面的“转型期”特点。     

论晚清小说男性叙述视角下的“新女性”——以玙姑、傅彩云为例

晚清小说塑造了一批不同于以往作品的新女性形象,作为小说人物,这些新女性大胆果敢,不苟同于男权社会对她们的规约,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与以往的文学家所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迥然有别。玙姑与傅彩云分别是《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中的人物,她们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无论是玙姑的才华,还是傅彩云特立独行的性格,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在以男性作者为主体的叙述话语里,她们身上还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作者的个人私见,这种私见受制于特殊时代所赋予作者的混合知识结构,也与封建纲常伦理的时代局限有关。     

意识流小说的复调叙述特征——以《达洛卫夫人》为例

在叙事学框架内,独立的意识主体是意识流小说和复调叙述共同关注和表现的对象;多重声音组成的“多声部”叙述声音中除了人物的声音外,往往还有叙述者声音和作者声音;同时,“对话性”不仅仅涉及人物间的对话,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还涉及叙述者与人物,甚至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从“复调小说”到“复调叙述”,叙事学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及其可能——以漠月的三篇小说为例

漠月的短篇小说,凸显出了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问题,即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在乡村背影一步一步远去,土地家园一点一点沦落的背景下,小说叙述者对土地家园的眷恋、感激和同情。     

人与狼:叙述母题与小说结构——《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

对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狼叙事的叙述母题和小说结构,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作家经历、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把比较视野纳入到中国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研究中来,将苏联文学经典《断头台》与之进行对照阐释,可以发现中国生态小说狼叙事中的叙述母题、小说结构与《断头台》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比较视野的运用,将突破以往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生态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延伸:迷宫与时间中的叙述——博尔赫斯与格非小说的比较研究

青年作家格非曾经由于叙述的独特性而被划入到先锋作家的行列,这主要与格非的小说观念及其独特的文本呈现有关,若从外来文化资源的角度来说,则主要表现为接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从两者创作之间的延伸逻辑出发,主要选择观念的认同、迷宫手法和独特的时间意识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博尔赫斯之于格非小说的意义。至于交织其中的关于先锋小说的特质、后现代问题,格非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纯文学立场,则同样可以视为这种延伸逻辑的使然。     

小说不可靠叙述的翻译:以《红楼梦》杨戴译本为例

小说具有不同于诗歌、戏剧的叙事方式。在小说翻译研究中,译者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内容,还要反映原文中通过独特叙事方式体现出的美学效果,充分体现原作者在创作时对语言形式的把握,这也是原文风格的具体体现。因此译者在翻译小说时要对原文的叙事特征作全面考察,恰当把握原文叙事技巧,避免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事实上,仅仅建立内容层面的对等而忽略原作者对表现形式的操纵。本文以《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例,考察了不可靠叙述作为小说叙事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文中的作用和在译文中的再现,从而成功保持了原文的风格和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