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视听新媒体的内容规制

2010年编入欧盟法典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AVMSD)是为了适应数字化与网络化的传播技术环境而进行的传媒内容规制立法,体现了欧盟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对复杂多样的视听媒体服务进行合理、有序规制的理念与方法。该指令作为欧盟的法律文件,对其众多成员国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视为西方有代表性的视听媒体法规,其中蕴含的制度理性,对于我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制度建设有积极借鉴意义。本文试图以视听新媒体内容规制为侧重点,对此法规文件进行详细讨论。     

欧盟视听媒体规制及发展策略研究

技术变革促进视听内容全球流通,也对媒体规制带来重大挑战。本文聚焦欧盟修订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及其对欧盟视听媒体资源配置带来的影响,分析其规制重点、规制内涵和发展策略,为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一个标准、一体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手机广告的规制探析

随着3g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手机的功能开始日益媒体化.但是,由于技术和政策的原因,手机广告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少问题.规制手机广告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媒体正常健康地运转.     

当下我国媒体融合法律规制的难点分析

目前,作为媒体融合创新管理的重要组成,有关媒体融合法律规制的研究比较稀缺。究其原因,并非有关部门对法律规制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更多的应当是来自于当下我国媒体融合法律规制的难点不易突破。包括:如何处理好政策规制与法律规制的关系、处理好意识形态与面向市场的关系、行业利益与高端监管的关系,等等。实际操作中,法律与政策应当对照媒体融合的发展形势保持动态平衡,协调彼此关系,共同发挥作用。     

从放任到规制:西方平台媒体的扩张与边界

平台媒体已经成为互联网领域一股"大到不能倒"的垄断力量。回溯西方互联网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平台媒体兴起的过程暗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扩张的过程,这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规制措施,推动平台媒体走上了"有权无责"的发展路径。当前针对脸书和谷歌等平台媒体的数字反垄断和规制运动方兴未艾,表明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平台媒体扩张的威胁,并力图通过规制重新厘定平台媒体在互联网和现实世界中的权力边界。     

自媒体规制中法律与伦理关系探析

鉴于自媒体的核心价值及运作理念在于“自”,法律与伦理在对自媒体的规制过程中,短期应采取“共同调整、互为补充”的关系模式;中期应采取“法律规制、伦理疏导”的关系模式;长期应采取“法律理论、道德主题”的关系模式.这三种关系模式前后相承,能够有效实现法律规制和伦理规制的平衡.     

自媒体名誉侵权的法律规制分析

目前,自媒体侵权案件频发.为防止恶意损害他人名誉的事情频繁发生,需要完善针对自媒体名誉侵权的法律规制,维护良好的言论环境,防止网络暴力引发生活暴力现象.对此,本文从自媒体名誉侵权的分类与表现出发,从四大维度探讨其法律规制的具体对策,以期为业内外同仁提供有益参考.     

加快媒体融合法律规制建设的对策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完善的规制体制,传媒行业自然也不例外.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媒介融合产业的发展,更是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但如何寻求最佳的突破点和契合点,既可以推动传媒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不会对其带来束缚,是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话题.对此,本文在简要概述媒体融合法律规制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媒体融合的法律规制难点,并重点探讨了加快媒体融合的法律规制建设路径,以期对业内同仁和学者带来一定思考和启发.     

自媒体法律规制的现状、问题与完善对策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受众的信息自由度越来越高,但信息传播中的失范行为也越来越多.客观来讲,当前法律规制,远远跟不上自媒体发展的速度.对此,国家要结合自媒体发展特点,加强对自媒体及受众的法律规制和引导,加强舆论监管,对挑战法律权威和底线的要加以严惩.对此,本文结合自媒体法律规制现状及问题,针对性提出自媒体法律规制完善对策,以期为自媒体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化时代的广电媒体与法律规制

我今天主要讨论文化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和法律规制的发展问题,或者说数字化时代广播电视媒体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关系。今天广电媒体的数字化已经是一个人所共见的事实。它不仅表现在广播电视传媒形态上,也影响到了广播电     

自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权的规制

由于自媒体门槛低、随意性强,人们在自媒体平台上可以畅所欲言,新闻自由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然而,由于自媒体使用者对新闻自由权的滥用,人们随意传播虚假信息,造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使自媒体陷入了无规制性的怪圈.因此,我们亟需建立一个合理的自媒体新闻自由权平衡制度,通过提高自媒体使用者的自律意识、完善自媒体传播运行机制、制订切实可行的自媒体新闻自由权法律法规等方式,营造出健康有序的自媒体环境.     

律师的媒体运用边界及规制探析

无论作为公民,还是职业法律服务人员,律师都有权运用媒体,律师合理运用媒体是律师开展执业活动的重要助推器。但是,律师如果超越了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边界,不当运用媒体,则可能构成不同类型的侵权、违规等,甚至落入犯罪的窠臼,并受到相应的规制,承担法律责任。     

探究数字化时代的广电媒体与法律规制

通过研究,将数字化时代的广电媒体与法律规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核心目的是通过法律制度管理机制的完善促进广电媒体产业的稳定发展,维持良好的文化传播环境,促进传媒产业的优化创新。     

我国广电媒体制播制度改革与政府规制

广电媒体制播制度经历了"自产自销的制播合一体制、制播一体走向分化、一波三折的制播分离之路、整体制播分离试点起航"四个时期,政府规制是制播制度调控的主导力量,放松规制是制播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由于广电媒体不同于一般经济体的特殊属性,在推行制播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其潜在风险,以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与广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智能媒体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创新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媒体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智能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伦理风险.本文梳理了我国智能媒体的相关伦理规范,审视其存在的伦理风险,由此提出智能媒体伦理规制的创新路径.     

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及其规制研究

媒体监督与司法活动,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大意义。现实中,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一方面能够防止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但是另一方面,媒体对司法活动超越界限的监督,会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本文以李某某案为例,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来探讨规制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途径。     

平台型媒体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趋向、类型与规制研究

为防范和化解平台型媒体建构进程中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文章从平台型媒体的学理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分析网络传播格局中意识形态风险的趋向与类型,指出平台型媒体具有数据资源的聚合性与吸附性、内容生产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技术平台的连接性与智能化、媒体把关的专业性与导向性以及信息传播的节点化与圈层化等特征。平台型媒体在连接资源和聚合用户的同时,面临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弱化、西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群体极化”的网络舆情传导、平台技术理性与媒体价值理性失衡等多重叠加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结合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去中心化、智能化、隐蔽性的新趋向,提出平台型媒体规制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路径,即强化网络主流思想舆论引导、重塑媒体平台的把关机制、依托需求价值链开展用户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以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空间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浅析美国儿童媒体的规制与管控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多媒体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儿童接触媒体的机会和频率不断增高的情况下,如何在媒介利益与儿童权益间获得平衡,是业内外人士亟须解决的问题.美国在如何规制儿童媒体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可以给我国的儿童媒体的发展有所启示.     

媒介融合与规制融合

媒介融合促进了不同传媒业之间的竞争与融合,以及传媒产业链之间的交叉渗透。中央提出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这需要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传媒所有权融合,加强在内容、渠道、平台、终端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媒介融合需要规制融合,改变分业监管的规制体系,构建融合规制框架,按照传媒事业与传媒产业分类规制的原则,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从纵向统合型规制向横向竞争型规制转变。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挑战与规制策略

在概述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从企业创新、科技和文化融合、文化消费和数字产业互动等角度分析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研究当前在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市场垄断、内容、版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梳理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规制策略：完善大文化顶层设计、推进立法融合、建立健全数字文化自组织规制、推动公平竞争、创新数字内容产权模式和推动数字媒体文化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