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处置式探源

在语法史的研究上一般认为,汉语处置式的产生是在唐代。本文通过大量语言材料,论证了早在上古汉语中就已经产生了完备的处置式,它以介词“以”作为标志。这种处置式和后来的“把字句”在主要的语义特征和语法特点上是一致的,这些特点包括:提前宾语的功能;动词的处置语义;“以”字宾语的有定性等等。本文还同时讨论了上古处置式从主要动词上分出的不同类型、它们所具有的专门的语义和语法特点、最后探讨了这种处置式的来源问题。     

双宾语的变式结构和早期处置式

为了“凸现”双宾语的语义焦点“直接宾语”,用介词“以”将其提到动词前面,从而构成“以”字结构。从语法结构上说,属于双宾语的变式结构;从语义特征上说,介词“以”具有将后面的宾语交由动词处置的语法意义,属于早期处置式。     

汉语“把”字句研究综述

“处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的一个术语.广义式、狭义式、致使义式三类处置式的产生时间和形成方式不尽相同.广义处置式已见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字结构,唐代“把”字也开始进入广义处置式.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都来源于连动式,只是条件不同.致使义处置式最早见于唐五代时期的文献.这类处置式主要是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结构类推或功能扩展而成的.     

乍闻音酷似,细品味异同——同、近音异形成语荟萃（一）

成语（含四字格惯用语,下同）绝非一成不变之语。在长期的语用实践中,有些成语其语素、语序或语义发生变异,但其特质仍是约定俗成的。原生式和再生式成语可归纳为：（1）语素未变,语义改变,如“明目张胆”（由褒义变贬义）。     

从语义角度看“拿”字的历时演变及其在普通话和方言中的共时差异

本文通过梳理“拿”字的语义语法演变过程,并与“把”相比较,发现两者有明显差异：“拿”字语法化为处置式介词的过程明显要快于“把”;“把”在文献中有被动式介词的用法,而“拿”字在通语中没有作被动标记的用法,却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出现了。本文从语义的差别性角度来解析这些现象。     

《庄子》、《墨子》、《韩非子》“如”字比较句初探

通过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三书中的“如”字比较句进行穷尽性统计，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对“如”字比较句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三书中的“如”字比较句的特征做了四点总结：（1）僅有否定式出现“基准＋结果”型比较句；（2）肯定式与否定式存有不对称性；（3）肯定式比较义与比喻义界限模糊；（4）各种句式表达功能存有分工。     

把／将＋NP＋来＋VP：近代汉语中一类被忽视了的处置结构形式

从汉语史来看,近代汉语时期是处置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唐五代以来在“把／将＋NP＋来”动宾补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把／将＋NP＋来＋VP”结构是近代汉语中才存在的一种句法结构形式,它也是现代汉语处置式又一重要来源。其发展演变的途径是：“把,将＋NP＋来＋VP”形成之初是一个连动结构,“来”作为动词“把,将”的补语,为趋向动词,后随着VP语义复杂化以及“把／将”所带宾语的泛化,“来”字逐渐虚化为一个无实义的语助词而脱落,“把,将”表“持拿”“牵引”的动词意义也逐渐弱化,最终语法化为处置式的语法标志。     

“给”的语义演变过程及其对外汉语教学

“给”的语义非常丰富,共有八个义项,对应三个词性。文章描写“给”的语义类别,考察了其语义演变过程：在认知隐喻与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存在“给”的本义（使事物位移）分别向给2（方向性标记）、给3（允许某人做某事）、给4（目标性标记）引申的放射型过程,“给4”向“给6”（强处置标记）、“给8”（处置标记）引申的放射型过程,“给3”向“给5”（施事标记）向“给7”（强施事标记）引申的链条型过程。最后讨论“给”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义演变过程教学。     

汤显祖《牡丹亭》处置式考察

“处置式”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把字式和将字式.处置式大致产生于公元7世纪到8世纪之间,且不同的时期,处置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通过对《牡丹亭》中的“把”、“将”字处置式进行统计和考察,发现处置式在明代的发展呈现诸多特点,即“把”字渐趋发展,“将”字逐渐式微,谓语部分结构形式更加复杂,处置式、使成式...     

“人称代词＋来2＋V（P）”构式语义分析——以“我来2V（P）”为例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来＋V（P）”句存在两种不同的语义,其一表示连动义,成分间关系松散;其二取整体义,框架中不宜插入其他成分,“来”语义虚化（学界称“来2”）,重音在“人称代词”。本文认为,“人称代词＋来2＋V（P）”具有构式地位,构式义与“责任”义有关。本文以人称代词“我”为例,考察了“我来1V（P）”句大量真实语料,认为“我来2V（P）”的典型构式义为言者主动承担责任,非典型语义表示言者对行为／话语权的宣示。其中,V（P）的语义特征受到构式整体义的制约。在构式整体语义中,“来2”是起关键作用的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字处置式的动词特点考察

从动词的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以及其所联系的论元数量等角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七部典型文献中的342例“以”字处置式的动词特点,确定这类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并连接施事、受事、与事三论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字处置式的动词特点考察

从动词的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以及其所联系的论元数量等角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七部典型文献中的342例“以”字处置式的动词特点,确定这类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并连接施事、受事、与事三论元。     

《朱子语类》中几种常见处置式

《朱子语类》以口语性强、能够反映宋代同时语言为主要特色。《朱子语类》中处置式有:"以"字处置式、"把"字处置式、"将"字处置式、"与"字处置式、"共"字处置式五种。这五种处置式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以"字处置式、"把"字处置式、"将"字处置式、"与"字处置式为继承上古、中古而来,"与"字处置式为近代汉语所产生,"共"字处置式为《朱子语类》所特有,具有闽方言色彩。     

及物动词宾语和粘合结果补语同现的两种形式

主要以语义指向为标准，通过大量的例子对及物动词受事宾语与粘合结果补语同现的两种形式：“V＋O＋V＋C＋了”式和“V＋C＋了＋O”式作了分析。具体分析了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主语（C→S）时，补语的语义指向谓语动词（C→V）时，补语的语义指向受事宾语（C→O）时和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句中其他成分时，“V＋O＋V＋C＋了”式和“V＋C＋了＋O”式的变化。     

近代汉语“把”字式处置式研究

处置式是一种容量较大的句法构造,在现代汉语中,处置句一般用介词性动词“把”字把宾语提前,具有表示处置的意义。在近代汉语中,处王句常用的介词性动词有“将”和“把”两种,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是“把”字式处置句。“把”字式处置句在唐朝已经出现,这一时期的把字式处置句有“把＋宾语＋动词”以及“把＋宾语1＋当作／看作／唤作作＋宾语2”这两种结构,其中第二种结构里,宾语1和宾语2实际上指同一事物;宋元时期把字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动词前出现副词,动词后出现补语及宾语。且副词、补语及宾语,可以是十分复杂的构造。明朝以后,“把”字式处置式已经成熟,但与现代汉语仍有所不同。     

《蜃楼志》中的广义处置式分析

《蜃楼志》,清代小说,属于近代汉语的语言范围。本文选择《蜃楼志》作为处置式研究的语料,把它看作明清时期的语言,文章拟在充分汲取前贤对处置式研究成果,对《蜃楼志》的广义处置式结构的基本特点和类型进行分析,据统计,文本中的广义处置式主要有“处置（到）、处置（给）、处置（作）、处置（告）、处置（成）”五种表现形式。     

浅析现代汉语并列N项式的界定和意义

根据“真善美”、“风霜雨雪”、“金银铜铁锡”……等词语的结构特点,将其暂命名为并列N项式,并作了如下界定：并列N项式是指在同一个语义范畴内,由N个（3≤N≤7）单音节成分并列组合而成的准定型结构,其中以并列四项式居多。按照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分为同类式、同义式、同体式、对举式四类。     

《景阳冈》中的“把”

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２版）《景阳冈》一文中的“把”字,一共出现了１９次,究其用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介词,表处置,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字句”中的“把”字的用法。如：①“武松……一面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把哨...     

略谈“为”表被动的几种变式

“为”表被动肇始于春秋,在二千多年的语言演变中,它虽然行“为……所”的常式,但也逐渐形成了多种变式。这些变式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是历千年而不衰。笔者搜集并分析了下列几种变式: 1.“为……于”式 这种被动句是由“为”字式和“于”字式两种被动式组合而成。我们知道,“于”表被动时,判断其是否为被动句较难,因为“于”既可引进主动者,也可引进被动者,所以需要从句意上考虑才能判断其是否为被动句。而“为”表被动很易分辨,这样,“于”字式需引进“为”字式来帮助表达,这就形成了“为……于”式,如:     

《甲骨文字形表》献疑

《甲骨文字形表》是甲骨文字形整理的集大成者。但也存在着一些瑕疵,笔者就管见所及,参考《新甲骨文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书,列举《甲骨文字形表》漏收字形及字形归并不当之处：（1）“并”字异体归并不当;（2）“休”字异体归并不当;（3）漏收“讯”之异体“ ”;（4）“毓”字异体归并不当;（5）“见”字异体归并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