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课程思政政策工具使用图景及优化策略研究

政策工具是实现高校课程思政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对于课程思政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直接影响。基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在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的二维分析框架下对高校课程思政政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课程思政政策工具使用频次呈类别化特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工具效力弱化、政策诉求不畅及政策话语表述模糊等问题。据此提出“优化协同配合,提升政策工具执行效力”“凸显需求导向,增强政策目标群体的认可度与执行力”“完善配套制度,促进课程思政政策话语精细化表达”等建议,以不断完善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政策体系。     

研究生“三助一辅”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研究生“三助一辅”是有效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确保高校良性运转的重要政策,它的预期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具体执行中考量效果。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对政策执行各因素的分析发现,研究生“三助一辅”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研究生“三助一辅”文本的内在限制影响政策执行力度、高校研究生的认知偏差影响政策执行过程、高校管理部门的行为偏差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单向度的高等教育环境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等问题,制约着“三助一辅”政策培养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从优化政策顶层设计以推动政策执行落地落实、兼顾岗位需求与学生发展以提升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感、完善监督考核机制以调动执行主体积极性、优化高校教育环境以营造良好政策生态四个方面来推进“三助一辅”政策有效执行。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困境分析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而素质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偏差,导致素质教育“应试化”、教育的内卷化等问题。文章运用史密斯模型,从政策本身、目标群体、执行机构、政策环境等视角对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建立新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素质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参考。     

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现象的阐释

教育政策执行是检验政策科学与否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政策扭曲化、表面化、扩大化及政策缺损等失真现象,这是由于政策自身问题、政策执行人员、政策资源和目标团体以及监督检察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若要减少政策失真,保证政策执行的真实性就要坚持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加强政策执行人员素质的培养、重视与政策目标团体的沟通、正确使用政策资源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政策效力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提升质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核心议题,而专业建设则是其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德尔菲法,对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政策效力评价模型进行了构建。研究发现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政策的全过程可以分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检验3个环节。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政策的效力可以分为政策效率、政策效用、政策效能、政策效益4个表征方面。同时,基于评价模型形成了政策效力评价的具体指标体系,与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政策全过程和效力4个表征方面相对应的指标为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影响指标。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风险评估与应对

教育政策领域的风险具有利益主体众多且利益关系复杂、执行过程环节多、执行过程周期长、政策影响广而深等特点。以S省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为案例,运用风险矩阵的风险评估技术对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风险进行评估。研究发现：首先,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中共有14类风险作用在政府、培养高校、公费师范生和农村中小学等四个风险载体上;其次,在不可接受区域中存在“G-S-R”系统性风险连锁反应,在中间区域中则存在“U-S-R”系统性风险连锁反应,在广泛可接受区域中存在部分可分散性风险;最后,结合风险连锁反应和政策执行过程的阶段性特点,针对系统性风险构建“跟进—强化—认同”的风险应对框架,针对可分散性风险则构建“责任清单—舆论引导”机制,以此实现教育政策执行风险的科学应对。     

论“一费制”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及其实施

为了治理教育乱收费现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我国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了“一费制”教育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一费制”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说明“一费制”教育政策存在能力限度。因此为了确保“一费制”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必须实施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加强政府机构自身建设、建立教育政策评价体系以及调控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四个方面的措施。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与纾解路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颁布拉开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全新帷幕,该政策的有效执行是确保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然而在实践中,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执行遭遇政策设计不完善限制执行效力、执行主体缺位和管理机制缺陷延滞执行进程、目标群体认同迷失与观照匮乏增大执行阻力、消极文化和条件滞后弱化执行基础等多重阻滞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实施效果。为纾解这些现实阻滞,推动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需完善政策顶层设计,推动政策及时供给;培育执行主体能力,健全政策执行机制;提高目标群体认同,增强主体性观照;优化改革文化环境,夯实政策执行基础。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我国“双减”政策执行困局与破解路径——以武汉市武昌区各政策主体执行策略为例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沉疴,其发挥效力的重要前提是构建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妥善处理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双减”政策自落地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众多利益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力度弱化。案例分析发现,在多重利益困局下,“双减”政策各执行主体出现不同的应对策略：地方政府趋于搞“土政策”、学校选择技巧性的合理规避、家长选择“放风式”观望、教师采取倦怠性的消极参与、校外培训机构仍在寻求劫后重生。基于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冲突,应更新利益观念,通过建立切实的利益补偿机制、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完善的利益均衡机制和有力的利益保障机制来破解“双减”政策执行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