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敌后抗战初探

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布局,最流行的说法是认为抗战中存在着由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我们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它对敌后战场的分析比较模糊,不够具体,也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在整个八年抗战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敌后,也有国民党所属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活动,即敌后实际上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与国民党领导的敌后军队。本文就抗战时期敌后国民党军的来龙去脉作一些初步探讨。     

论江西国民党史的几个问题

江西省国民党组织的活动及其发展历程，以1927年为界，分为革命与执政两个时期。在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为在江西结束清朝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执政党后，江西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在执掌省政和国内战争、民族战争中展开。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和战争环境，给国民党以严峻的考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其活动的内容和结果，使其既主导了江西该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未能处理好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未能顾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做好党的自身建设，以至最终溃败。     

1911年-1931年绥远地区国民党党务活动研究

民国以来,国民党在绥远地区的党务活动逐渐增多。辛亥革命后,绥远地区出现几位国民党党务领袖。在他们的带动下,绥远党务活动得以初步发展。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绥远的国民党党务活动开始兴盛,成立了几个县、市级党组织,共产党人在其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27年,国民党在绥远地区大力推行＂清党＂政策,对国民党组织发展有很大影响。1931年,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初步建立,为日后本省各项党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与三青团关系之考察

三青团充充当了国民党控制和笼络青年的工具，然而它与国民党之间又存在着非常奇特而微妙的关系，表面上它是国民党的助手组织，实际上与国民党互不统属，由于它先后被复兴社分子和蒋经国所掌握，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后，势力非但未减，反而扩大，国民党逃至台湾后，仍长期影响着台湾政局。     

抗战后国民党消弭学运策略论析

抗战胜利后几年,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令统治当局惊恐不安。为消弭学运,国民党不惜动用各方面力量,其方式手段也不断变换,"训导应变""运动学生""特务活动""暴力应对",不一而足,国民党、三青团、政府、军队等系统都积极参与"救火",但由于其内外政策的根本性错误,导致其消弭学运的努力最终失败。尤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消弭学运的乖张举措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令其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沦丧,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同情和支持学运,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也伴随着国民党的失道而愈加高扬。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一九四七年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殖民地化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内战和实施法西斯独裁的结果,而人民解放军的不断取得胜利,又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因而,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     

国民党河北省党组织沿革概述

1906年在保定建立同盟会河北支部，是国民党在河北建立组织之始。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到1924年，国民党在河北没有建立组织。国共合作，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河北省各级组织建立发展起来。国民党各派系纷纷插手河北党务，造成河北国民党组织长期派系林立的局面。《何梅协定》签定，河北国民党被迫停止活动。1938年6月，河北省党部在河南成立，省党部流亡在河南、陕西等地，指导省内党务活动。1949年1月，河北国民党各级组织土崩瓦解，国民党在河北的历史结束。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商会的管理与控制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商会指导管理权移至政府,但同时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加强对商会监管,又采取诸如强制入会、派遣书记、组训人员、工作会报等多种手段,对商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渗透,逐步建构起组织管理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些措施排斥了其他党派对商会的渗透,也保证了国民党对商会的领导地位。然而,双重管理体制过于偏重监管,忽视发挥商会的能动性,这不仅降低了管制效果,也制约着国民党通过商会等团体实现改造和建设社会的目的。     

国民党改组与改组派改组国民党

本文就孙中山和改组派改组国民党进行了比较。两次改组都是国民党在困境中的自救活动。孙中山着重于把党建设成改造国家之势力,并形成了以之为首的坚强领导核心。改组派侧重于国民党自身内务建设,却犯了头痛医头的形而上学主义错误,终于使改组国民党成为泡影。作者指出,国民党相继两次改组表明中国国民党是个复杂、软弱、动摇的中国社会政治集团,改组派的不切实际及其自身局限,注定其拯救和复兴国民党的失败。     

民初浙江省议会与二次革命

浙江省议会成立于1913年2月,国民党议员约占四分之三,但其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大多数人与革命党并很深的渊源。在二次革命前,浙议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专制独裁活动的各项斗争,是全国反袁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二次革命发生后,都督朱瑞以保境安民、局外中立为既定方针。浙议会大多数议员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没能通过一个以省议会的名义宣布浙江反袁独立的议案,仅仅“制造“了一个有16位议员具名的要求朱瑞宣布独立的“公函”。国民党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浙议会内没能取得强有力的支持,议会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保求安心理,正预示着二次革命的结局。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基本特征

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的建立和活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内容。汪伪政权的建立,有一个酝酿、发展、确立的过程,其中却隐含着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之间因权力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明争暗夺的复杂斗争。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拥有最高和最广泛的权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同样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是合作破裂主观原因中的主导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导的失误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犯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未能进行有力回击、坚决斗争,致使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得逞,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孙中山与工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共产国以持国民党，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丧事为国民党提供了表达诉求,言说政治主张的契机。国民党以治丧活动为契机,运用党的组织系统和宣传机器来宣传孙中山思想、塑造孙中山形象,希图通过孙中山偶像地位的塑造来强化普通民众和国民党员对党(国民党)、国(国民政府)的认同。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运作,透露出许多信息,如对意识形态宣传之重视,其群众动员意识之自觉,对现代宣传手段之娴熟运用等,映射的是国民革命前后一段时期另一个面相的国民党。     

试论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演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始终存在着联系，并随着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分合。民主党派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围绕着民主与爱国两大主题，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但由于种种历史和时代因素，民主党派又多次对国民党产生希望和幻想。在这种斗争与幻想、希望与失望的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下，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认识逐步趋向全面、正确，从而指导其斗争不断深入、广泛。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抛弃改良主义道路，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     

论国民党派系的产生及其斗争原因

在国民党 2 2年的统治期间 ,派系斗争时刻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 ,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派系之间的斗争 ,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不能自拔。     

苏俄因素影响下的陈独秀与国民党关系再考察

20世纪20年代,苏俄不仅帮助了中共的建立,还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对中国政党政治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国共两党围绕"合作"展开博弈,国民党欲变"容共"为"溶共",中共则取"合"而"不同"之策;陈独秀等中共党人以"左右之分"认识和评价国民党,推动国民党的"向左转";由于苏俄理论和政策的矛盾性,直接接受其领导的中共面临着与国民党妥协或分裂的两难。     

试论民国时期新乡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影响

国民党政权在民国时所进行的乡村政权建设，导致中国农村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新乡绅阶层。这个阶层接受过新式教育，掌握着乡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他们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是广大乡村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基础。但又阻碍了国民党乡村改良政策的推行。     

抗战前十年国民党安徽地方政权中党政矛盾和派系斗争

抗战前十年,安徽各级政权与国民党党部较早地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各级地方政权和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始终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同时也夹杂着中央与地方的争斗和各级政府、党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既与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有关,也与安徽的政治区位有关。     

段祺瑞执政府与孙中山丧事的举办

孙中山逝世后,其家属和国民党人在北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移灵、公祭、送殡等活动。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民党人要在北京举办如此规模的治丧活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段祺瑞及其政府虽然对孙中山丧事态度暧昧,但基本上主动参与、配合孙中山的丧事,并做了许多辅助性和保障性的工作。北京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孙中山丧事顺利举办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