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闽台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福建都城隍庙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历来被台湾数十座城隍庙奉为祖庙。为了加强闽台文化交流,挖掘城隍信仰中具有广泛社会教育意义的内容,正确引导闽台两岸民间的城隍信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福建省地方史志研究所和福建都城隍庙管委会于1996年10月17日在福建省都城隍庙     

临朐县东城隍庙考索

在明代以前临朐县只有一座城隍庙,对此城隍庙神,经考证旧说孙平更为合理。此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是以“城隍庙一东城隍庙一孙公祠”的形式进行的。促使其演化的既有明清城隍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也有临朐县官方对东城隍庙复杂态度的人为原因,而孙平作为偶像神长久以来形成的厚实的信仰基础则是贯穿其演变过程的根本原因。     

摒弃、游离与坚守:现代性视域下上海城隍信俗文化的思考

在传统社会,上海因受吴越文化和海滨环境的影响,加之人们生存需要和对生命的祭奠,民众十分信仰城隍神,城隍庙文化极为兴盛。近代以来,上海城隍庙及其文化在都市文化的浸润下逐渐变得意象深邃,而祭奠生命的城隍信仰却渐趋黯弱,在民间信俗层面城区民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摒弃、游离与坚守三种取向。在某种意义上,透过城隍庙这一历史窗口,可以窥知古上海的文化气象、城市精神和与之相关的历史真义。     

历史记述的“自述”与“他述”:以清代台湾新竹义民庙为中心

台湾民间信仰中“客家义民信仰”的性质曾在台湾学界引发论战,占人数优势的闽南籍学者宣称台湾客家义民信仰是“孤魂野鬼”,使台湾客家籍学者与客家义民庙方相当反感,究其因,还是跟数百年来两方言族群间“历史心结”有关。其实此民间信仰性质,仍须回到清代社会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清代台湾客家与闽南两籍仕绅对台湾客家义民信仰论述认知有异,而这又与清代“台湾闽客械斗”风气有关。另外在台湾客家义民信仰中,台湾北部新竹县新埔镇枋寮义民庙与苗栗县城的苗栗义民庙为同时兴建,是北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数间义民庙。但因前庙香火极为鼎盛,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较多,所以对清代该庙两百余年间的“自我论述”与“他人论述”的历史叙述做一探讨,以观察清代台湾客闽族群关系与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相互关系。     

益都县金岭镇城隍庙考

镇城隍庙的设置并非常例,通过对《金岭镇重修城隍庙碑》的解读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可以了解金岭镇城隍庙的修建源于士民的城隍信仰,与商业发达有密切关系,因县丞驻于镇而奉县城隍神为神主,虽然不合礼制,但从中表达了镇人希望将金岭镇置于国家行政序列的意图。     

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从城隍信仰看宗教神灵的形成

城隍信仰起源于古代的水庸祭祀,水即隍,庸即城。城隍神的出现与百姓的崇敬和信仰是分不开的。城隍神最初是自然神,后来演变为人物神。城隍神多数是由历史上的官员、英雄去世以后演变而来,在百姓们的供奉下,成为能够护邦安国、救苦救难、帮助百姓消灾解厄的神灵。通过心理学、宗教学的比较研究,结合城隍信仰的形成,可以得出理性的结论：通“神”的实质是沟通了集体潜意识;遗传基因是“神力”的物质载体;集体潜意识是“神灵”智慧的宝藏;世界上本来没有神,信仰者多了,也就成了“神”。     

上海的城隍神

上海之有城隍庙是从宋朝开始的。当时庙址在淡井庙,其旧址在今永嘉路12号处,因行祠内有口味淡而略甘的水井得名。其时,上海仅仅是个镇市,所以淡井庙供奉的城隍仅仅是华亭县的城隍。现在的城隍庙是15世纪初年(明代永乐年间)将金山庙改建的。金山庙本来是祀奉金山卫的城隍爷汉朝博陆侯霍光的,所以又名霍光神行祠。庙就建在当时县中心的方浜北岸,今城隍庙后瞿家弄,几经兴替后,改建成现在的城隍庙。(那庙于“文革”期间被毁,唯乘下明代的牌楼和空荡荡的大殿。)因这个缘故,上海的城隍庙的前殿,供的是金山神主     

闽台科举与福德神

福德神是闽台地区非常普遍的民俗信仰之一。尽管“人以神佑”的信仰模式同样存在于闽台福德崇祀之中,但因科举人物的“加持”而使福德神“神以人显”的例子却并不鲜见。清代时期,福建漳州府平和县黄田村的三品按察爷伯公、漳州府龙溪县九湖镇的宰相官帽九龙岭土地公和台湾府彰化县的翰林官帽文德堂土地公,便是通过科举而实现了由“人以神佑”到“神以人显”的华丽转身,成为迄今颇具影响的地域性土地信仰。     

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

中国志怪小说中反映的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远在周代，水庸（城隍土地）就已列入岁末蜡祭的大典之中。三国时期，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唐朝时，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     

真信无畏 大敬不黩——林则徐与城隍信仰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不仅清统治者提倡城隍信仰,且其特定的居住环境、家庭环境都洋溢着浓厚的城隍信仰的氛围。城隍信仰中"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吏治精神,对青少年林则徐起着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在官宦生涯中,林则徐遵守国家礼规,组织、参与了城隍官祭活动。出于"忠君爱民",林则徐最频繁组织、参与的城隍官祭活动是水旱的"祈报祀"。林则徐对城隍信仰的基本态度是"真信无畏、大敬不黩"。     

论述客家“三山国王”民间信仰之变迁——以台湾宜兰地区为例

本文运用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解析客家族群原乡民间“三山国王”信仰在台湾宜兰地区的变迁,提示此种变迁在文化移植问题上具有的现象与意义。汉人移垦台湾自17世纪中叶以后,移垦的居民多数来自中国东南省份,如闽南、粤东等地区,由于客家族群文化习性遵守先人之法观念较为执着,因此生活中保有许多原乡之习俗。台湾宜兰地区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嘉庆年间再次由官府配合民间开发的典型案例,由于资料完整,历史发展与目前社会环境变异不大,且田野调查便利等研究条件具备,因此作为本论文研究客家族群民间“三山国王”信仰变迁“王爷公”的时空区域,企图藉明显的历史发展说明客家文化中民间信仰变迁的“土著化”过程。     

台湾客家崇正中原的外在原因

今日占台湾总人口约97～98%的台湾汉人中以漳泉系闽南人为多数(约65～70%),客家人则居人数弱势。清代台湾是“移民型社会”,使各个族群间“械斗事件”频仍,亦使清代台湾“客闽关系”欠佳。因清代台湾客家人处于“闽强客弱”环境,当时台湾客家人也会倾向成立“客家义民军”帮助朝廷平定几场以台湾闽南人为首的乱事,即是寄望朝廷能多垂青台湾客家人,多替台湾客家人主持正义的集体心理。后清朝虽灭,此心理因素在“闽强客弱”环境下仍不断酝酿,到民国时期广东罗香林等人呼吁客家人当“崇正中原”时,便自然地转化为台湾客家人想“崇正中原、孺慕中原”的集体心理。     

台湾妈祖信仰起源新探

通过发掘史料,论证台湾妈祖信仰起源于大陆移民。其中澎湖最迟在明万历前已有天妃宫。明末随大陆移民入台的妈祖被称为“船仔妈”。1661年随郑成功军队入台的妈祖则被称作“护军妈”,由此可证,妈祖信仰清代之前已植根台湾。     

过去与当下:平和城隍争夺背后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明清以来平和九峰地方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认为以平和城隍庙和黄田都城隍殿为中心的两个祭祀圈的出现,是明清以来九峰地域社会权力格局变化在文化上的投射。     

探析城隍信仰缘起及制度化过程

城隍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汉人文化圈中影响甚广,本文着力分析城隍信仰的缘起及其制度化的过程。     

城隍、城隍神及其他

谈起城隍,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就是神。其实城隍的本意并不是神,而是城池。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城的定义是“盛民也;从土城”,意思是将人民置于其中。清代古文字专家段玉裁,将“盛民”比喻成“如黍稷放在器皿中一样”,含有保护或守御的意义。而隍,许慎明确指出是“城池”。池都筑在城外,有水的称“池”,无水的就叫“隍”。《易泰》和《周易窥余》这两本与“易”有关的深奥作品中,都有“城复于隍”的说法。其意思是在城之外,还包有池濠。班固的《〈两都赋〉序》说:“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后汉书·班彪列传》也谈到首…     

论《聊斋志异》中的民间神信仰

民间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聊斋志异》从民俗的角度对城隍神、伏魔大帝、花神、文运神等民间神信仰进行了描写,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民间神信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传承文化,始终在变迁中适应着人们的生活需要。     

信仰与情感的错位——狐的妖化与狐仙信仰的兴起

狐作为我国民间的传统信仰对象,狐仙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是极为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大体上,在先秦时期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完美的,以至于成为“祥瑞”的象征.而在先秦以后,特别是两汉以后狐逐步地被妖魅化,成了作祟于人间的媚人妖物,它的出现更成了“凶兆”.但令人称奇的是,伴随着狐的妖化,出现的并不是人们对狐的排斥,而恰恰相反,人们对狐的信仰却愈演愈烈,至清代最终发展成为遍及中国北方的狐仙信仰.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信仰与情感的“错位”,形成了奉所厌所鄙之物为神的奇特现象.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

唐代的城市和城隍神信仰都有很大发展,二者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也大体相似,这就使得城隍神信仰与城市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城隍神信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