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美文”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女性词学滥觞

清末民初,词由“俗”变“雅”,成为“美文”之一种。这与词之抒情性、柔美婉约等特质,在晚清得到大力阐扬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词与女性文学的相似性得到发掘和深化,促进了女性词学的兴盛。《中国女词人》标志着中国女性词学研究的开端。     

李清照《词论》的功过得失

南宋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了一段论词之语,称“李易安云”。魏庆之《诗人玉宵》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亦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略有出入。清代《词苑丛谈》卷一《体制》转引此文,题作《李易安词评》。今人将之命名为《词论》。《词论》是李清照唯一的论词之作,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     

通俗协律巧妙幽——从《一剪梅》、《声声慢》看李清照词艺术特色

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谙熟音律，巧于词作，长于词论，其词现存70多首。不但在宋代女词人中首屈一指，就是同当时许多著名的男性诗词家的词作比较，也毫不逊色。明代词评家杨慎说她：“使在衣冠，当与秦七（观），黄九（庭坚）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词评家李调元也曾这样评李清照：“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吴文英）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周邦彦）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历代词评家都从李词的风格气度着眼，以精当的语言称赞了清照在词作方面的成就，     

这次第,怎一个"伤"字了得?——《雨霖铃》赏析

柳永的《雨霖铃》历来被词评家评为千古离别词之宗，自古以来写离别词者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那么此词的魅力何在呢？     

晏殊词论三条材料之辨

刘放在《中山诗话》中认为,晏殊词与冯延巳词一样具有可歌性,而不是晏殊词继承冯延巳词风格;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中晏元献一句出现晏几道的词句,当确为评论晏殊而非晏几道,只是其后的词句将晏几道词误记为晏殊词;李清照《词论》中批评晏殊词有“以诗为词”和“不协音律”两项,前一项已确证,而后一项可能事实并非如此。     

夏敬观对况周颐“重、拙、大”词学理论的阐释

夏敬观是清末民初词坛上一个不可多得的词学多面手,其在词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蕙风词话诠评>中,对况周颐所提出的词作理论主张作出的深刻的品鉴阐发,尤其对于况周颐<蕙风词话>中"重"、"拙"、"大"理论的阐释,更能凸显出夏敬观在词学理论上的不俗之见.     

心中的一杆秤

“双标”,顾名思义,双重标准,于不同对象施以不同标准,即便背道而“评”,依旧振振有词。双标并非新鲜事,古今中外双标大多被予以贬义,一如《变色龙》里的警长,于权贵讨好,于平民骄横;一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权贵放纵,于平民压榨。正因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双标一直为世人所批。可依我之见,双标一词并无过错,无非是奉行“标准”太失偏颇才遭种种诟病。     

评《商君书》的"自治"观

在《商君书》中,比较早地出现“自治”一词。此处之“自治”,其意即在法制的框架内,民众做好自己的份内的职事;它并不主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要求在专制主义下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商君书》中的“自治”观,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     

“花外”离“花间”到底有多远？——从《花间集》到《花外集》

《花外集》之花外含“竹边花外之意”,从词集名称来看,似与词之始祖《花间集》反向相关,本篇通过比较两部集子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呈现的差别,讨论“花外”是否真的挣脱了“花间”词的模式与风格。     

教育在于生命的呼唤

在我国古代,“教育”一词被解释为：教者,上所施,下所效,先觉教后觉也;育者,生育、培养、培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也。《中庸》解释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教育着眼于人之本性,启发自觉之心灵,追求内在的觉醒与完美。     

“罄竹难书”是中性词吗

“罄竹难书”这个词被中国人使用已超过千年，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旧唐书·李密传》记载，隋末李密起义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为：比喻事实（多指罪恶）很多，难以说完。[第一段]     

“精练”的教学艺术——一词以经纬

所谓“一词经纬”,是一种写作、构思的方法,指的是用一个关键的词去谋划写作的方案、营造文章的结构、突出文章的主旨、抒发作者的情感等。例如《口技》中从“口技表演”的角度,一字立骨——“善”;《出师表》从“品读”的角度,一点深入——“情”,即“报先帝”的怀念之情、感恩之情、复汉之情,“忠陛下”的忧患之情、委婉之情、期待之情;《谏太宗十思疏》中紧扣一“思”字做文章;     

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先生     

豪放词人婉约时──苏轼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备课思路

豪放词人苏轼对婉约派词并不排斥,《江城子》即是一例。它是苏轼抒发自己对亡妻深切怀念之情的。全词设境遣情,自然真实,以“记梦”为线索,描写了梦前思念、梦中相见和梦后哀思的悼念亡妻悲苦的心情轨迹。词中显示的感情变化,表明作者并非“短于情”。     

从《登高》《蜀相》看杜诗“沉郁顿挫”风格

无论杜甫自己，还是诗评家，论杜诗之主要风格，无不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之。《登高》《蜀相》两诗，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薮》)，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魄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本文试就《登高》《蜀相》“沉郁顿挫”之风格特点作一探索。     

清末民初：新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下）

二、民初：国民意识的发展与升华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国民”一词有赖于国家权威而进一步获得了正当性,即法律正当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更是具体指明：“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见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     

浅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悲情

曹操这位“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总庶政,兼贤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丁晏《曹集诠评》卷十),虽“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方才有“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大量的作品改变了两汉以来…     

推断文言实词词义的几种方法

一、温故知新法 温故知新法是指借助课内已学旧知识来推断词义的方法,即遇到某一实词可以联想到课内曾学过的这一实词的解释。如2004年高考重庆卷中“公逸感端之节,亦周守”,如果联想到白居易《琵琶行》诗前小序“感斯人言”就可推知“感”应译为“被……所感动”;如果联想到《促织》中“少年固强之”就可推知“固”字就是“坚决”意。再如2006年高考湖南卷“间以婀娜之声”,此处“间”如联想到《口技》中“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论柳永词的“本事”诠释法

柳永是宋代的填词大家,后世词评家对其关注的热度一直不减,特别是对柳永的生平尤为津津乐道,形成了一种较为重要的诠释法——“本事”法。所谓“本事”,是指文学作品创作的人物掌故或故事背景。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中记载了柳永词的四则本事：《醉蓬莱》词之“本事”,柳永被描绘成一个潦倒的应制词臣;《击梧桐》词之“本事”,柳永被诠释为一个“私枕官妓”的不合格官吏形象;《望海潮》词之“本事”,柳永被诠释为谀奉当道、粉饰太平的词人;《倾杯》词之“本事”,柳永被诠释成“鬼”才般的词家形象。从词学批评方法来看,“本事”法利弊参半,一方面生动还原了柳永蹭蹬科场的坎坷人生,对于其“史书阙载”的生平是一种有效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取材于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其事多不足取信,特别是对柳永的人格污化方面有踵事增华之效,应持慎重态度。     

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

资深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花数十年心血编纂一部长达160万字的巨著《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且被吹嘘为“发前人所未发,为当代红学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可读性、欣赏性极强,且有极高收藏价值的关于《红楼梦》的传世佳本。”研读后始知此乃虚浮夸饰之词。仅从上卷前40回的评批中就凸现出包括常识性、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等方面的失范现象达14处之多。为减轻对广大读者和后学的贻误和不良影响,特逐条加以辩难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