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西安 建国路 东新街

在西安,我住闹市的一角,门前没有山,也没有河,但是依然有风景。每天看的是城市的风景。西安城内东南角,有一条街道叫建国路,名字是后来改的,1949年之前叫玄风桥。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时的公馆就建在这里。小街直对的城门叫建国门,门开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是为了红卫兵造反和游行方便。当时,陕西省委设在和平门与东门相夹的西南角,是除这两个门所不能进入的一个区域。文革后,省委搬走,这里就成了西安城内最安静的地方。那时,街两边是茂密的梧桐树,     

1967年的陈毅

在“文革”中,面对涌向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词,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即席答辩。这篇讲话被当做“大毒草”．许多话被当做反动言论。1968年11月,王洪文等人制作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本文系作家叶永烈整理的陈毅讲话录音的记录．     

西安事变"善后"结局的认识

西安事变最终的结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被改编,西安基本被蒋系所控制。这种结局是否可以改变?史学界大多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由于善后失误而导致的。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张学良送蒋,导致自己被囚,决定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命运。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送蒋固然失误,然仍有回西安的可能,只是由于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权的高级将领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位大员,才导致张长期被囚。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不理想的,如果张学良不送蒋或张回来,还有更理想的结局。笔者认为,西安善后中既要放蒋又要保全张杨及两军的利益是不现实的!换句…     

千古功臣 万世流芳——读张学良将军于“西安事变”前后写给何柱国的两封信

对于中国人来说,八年抗日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提起抗战,就不得不使人们想起"西安事变",想起张学良将军.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有他写给部下何柱国的两封信.阅后沉思,感怀良久.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西安事变"是他短暂政治生涯中最高尚的一刻.他用非常手段和自我牺牲精神促成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解,为发动抗战作好了铺垫.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揭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1996年12月     

我所知道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件事

父亲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祖母时．看到祖母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地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可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太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编者按]     

刘文辉在“文革”初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挂念着我的父亲刘文辉。他对父亲说:"如果红卫兵来了,您就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我马上派人来。"不几天,红卫兵来抄家,父亲还没有来得     

“西安事变”中的顾祝同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却任命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东路军总司令为刘峙),准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文革：十年浩劫梦一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右上一图）“红卫兵”是“文革”期间全国性的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日，天安门广场上，站着一望无际的人群。口号声惊天动地。（上图）     

青春奠祭

《血色黄昏》实际是作者“老鬼”“文革”时期在内蒙插队的一段自传，粗砺但却真实。由于真实，作者在为自己“作传”的同时，更为一代人的青春历程、为一个时代作证。     

浙江省档案馆开放“文革”时期部分档案

3月20日起,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档案6700余件。这是自1988年《档案法》颁布以来第八批开放建国后档案。这次开放的档案包括:浙江省委(1966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1966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1968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     

那一枚枚鲜红的文革公章……

我的日记本上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档案,说细了就是一枚枚的公章,这些公章折射出中国一段非常时期的历史.每当翻开它,"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历历在目,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直至彻夜难眠.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

当地政府给老百姓发张结婚证，这实在是太平凡不过的事。然而，在“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所发的结婚证，却又不是那么平凡了。     

河南"文革"报纸经眼录

本文搜罗了笔者所经眼之河南“文革”时期有关单位或派别组织所出版的报纸目录，对后学者研究河南地方史志、地方文献等势必将大有裨益。     

“双面特工”鲍君甫

“文革”之初，南京红卫兵小将居然发掘出一个名叫鲍君甫的“中统特务”。随后鲍君甫就在无休无止的批斗之下死去。直至上世纪90年代．鲍君甫的真面目才终于显露出来：他确曾担任过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实际是中共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如果没有他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     

宣城市档案馆依法向社会开放档案史料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加快宣城经济融入苏浙沪经济圈服务，宣城市档案馆决定于今年10月113起依法向社会开放馆藏档案史料。     

李立三：活着被开过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189-1967）．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0年夏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期间,提出左倾冒险的激进路线,之后主动承认错误。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     

开卷如开芝麻门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     

关于馆藏民国档案几个问题的思考

民国档案是我国民国时期(1912——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记录，是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中非常珍贵而重要的档案。如何管理和开发利用好这部分档案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笔拟对此作一探讨，仅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