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创造性思维考辨

忠于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史记》的基本特点，但司马迁又非常重视历史主体活动中的情感因素。他在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对历史人物的活动浮想联翩，进入了醉迷的情感体验状态，尔后才进到高层次的直觉顿悟状态。故司马迁历史思维方式的特质，既不是纯实录性质的实证主义运思方法，也不是纯粹表现情感的形象思维，而是以情感为特质，以直觉为中介，溶逻辑思辨与形象直观于一炉的创造性思维。     

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司马迁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     

"恶"的辩证法——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解读

黑格尔是辩证思想的大师,他和他的思想本身都应该受到辩证的对待。在“恶”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上,黑格尔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探讨“恶”的含义和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在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也正因如此,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论司马迁对人的看法与写法

司马迁写《史记》,怀有伟大的抱负和特殊的心情,他开辟了以纪传体写历史的新纪元。本文环绕司马迁对人的看法与写法,论证了司马迁重视。“人谋”,怀疑以至否定“天道”;重视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产表示关注;特别珍惜人才,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分析了司马迁描绘人物,尤其是刻划人物的气质、心理乃至神态、动作等卓越的艺术手法,指出这些都给了后世以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女性小说对当代情感的记录

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期,女作家们的小说,反映了女人们对商业化的情感承受。女作家着重描写的不是“事”,而是“情”,是历史转折关头,普通女性的基本感情。于是,女性文学成了转型期的“情感大全”。处于转型期不同阶段的女作家,对女人们的情感承受,有不同的体验和感悟。总之,女作家们写的是社会心态变迁史、时代感情动荡史。     

“恶”在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哲学思考

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不断受到肯定。马克思主要把恶的作用归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历史在“祛恶扬善”中审视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而坚信共产主义信念。     

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之死”——兼论如何读书

郭沫若同志在五十年代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司马迁之死》(《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说“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所谓“有问题”,就是说“司马迁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是寿终正寝还是“下狱死”的呢?本文目的不在于想进一步论证司马迁到底是怎样死的,因为限于文献不足,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想通过研究司马迁之死这样一个问题,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更确切点说是如何理解古代历史文献.     

“究天人之际”

“欲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一部历史,究其实质,到底是天意(即神意)的安排和体现,还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个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司马迁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司马迁笔下的姜太公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他首创纪传体史书范例而著的《史记》一书,为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叙事,上自三代,下迄秦汉,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尊重史实,忠实记载历史事件的科学态度.正如西汉史学家班固所推崇的那样:“服其善序事理,辨而平华,不质而不俚,其文值,其中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因为司马迁坚持“实录”的治史态度,其《史记》才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以致史学界有些学者同人还积极呼吁应建立专门的“《史记》学”.那么,对于我国西周时期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为他树碑立传的呢,本文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以供方家里手批评指正.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

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一语,近2000年来一直被理解为指史料考证而言。本文认为这种理解犯了“时代错误”(anachronism);在司马迁时代,学者尚无考据学意识。但是这句话具有“超考据的”、“义理”方面的重大意义,应当把它理解为:以“六艺”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事实的理论前提,作为辨别一切非“六艺”史料在义理上的是非的标准。“六艺”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结晶,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从中学语文教材的节选部分看《史记》的文学性

作为历史著作,《史记》有很强的文学性,历来被称作“史传文学”。司马迁在真实完整地记录历史重大事件的同时,自然地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研读中学语文教材的节选部分,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史记》的文学性是大有帮助的。 《史记》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司马迁成功的描绘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笔下的下层人物

司马迁是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在1926年讲授《汉文学史纲要》时,又称道     

《史记·儒林列传》写作旨趣考辨

《史记·儒林列传》的写作旨趣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迁颂扬了汉武帝君臣复兴儒学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儒学在汉武帝君臣的“独尊”下发生的学术质变。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但在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中又是统一的,把二者分割开来不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实际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浅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渊源——兼谈其历史哲学及“天人”认识的矛盾性

“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的创作宗旨之一 ,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这一思想主要受司马迁的易学、师事董仲舒、道家思想及史官职责影响。但体现在《史记》中的“天人”之学 (天道、天命、堪舆之说等 )却由于其独特的遭遇与体验而充满矛盾性 ,从而形成了《史记》的一个独特风格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     

一传辨功罪——读《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秀品德,对他们在历史上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而久久湮没无闻和遭受汉家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这引起了班固的不满,他在《汉书·司马迁传》后责备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认为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和赞颂是错误的,违背了“圣人”的是非标准。班固在《汉书》中     

论司马迁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司马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认真反思现实政治的利弊得失 ,并将其在“李陵之祸”后的认识、情感融入其思索之中 ,最终形成他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思想。其治国思想内容丰富 ,认识深刻 ,极具现实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 ,不仅从理论上宣传自己的治国思想 ,而且精心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寄托自己的治国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及其天人观略议

关于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史家常习惯于把它归为历史上子学中的某一家如道家或儒家，而忽略了司马迁多次说过的欲“成一家之言”这一重要的立言宗旨。事实上，他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也为此而努力实践着，尽力煅铸自己独到的史哲史识和学术见解。他也正是以此宗旨来“究天人之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