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帝时代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 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 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史前五帝时期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中国中原地区在五帝时期,即仰韶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中期,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国家的出现是认定当时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在这个历史时期,贫富分化、社会分层、阶级对立、矛盾激化,是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画野分州、巡守四方、任土作贡、设朝立市,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具体表现;始创礼制,允执厥中,修身治国,平均天下,即"中和"施政理念,是国家实施管理职能的指导思想;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监于万国,诸侯咸服,即当时出现的联盟国家,是当时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学术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即金属冶铸技术、文字、宫殿建筑与城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相继出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在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时期,即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替时期出现的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家庭)、奴隶制、私有财富,构成了中原地区中国文明社会的"史前的基础";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区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处于文明时代的孕育期;仰韶文化中期(黄帝时期)中原地区开始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意味着"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一夫一妻制家庭取代氏族制度获得最后的胜利,亦即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汉民族五帝时代的族群态势

在五帝时代,天下有许许多多的“邦”,统称为“万邦”或“万国”。这个“国”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性质的族群。在这个“族邦”天下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有122个族群,颛顼时新增加27个族群,帝喾新增加了42个族群,尧舜时期新增加了61个族群,合计252个族群,加上《山海经》等书记载100个族群,总共为352个族群。这种族群态势不仅说明五帝时代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起点。     

王树民先生五帝时代研究述评

两千余年来人们对于五帝的看法纷纭,歧义甚多。王树民先生晚年致力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在五帝释义、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考察、夏代三康考辨等诸多方面,独辟蹊径,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     

保定：五帝时代的历史舞台

保定存在按特定顺序排列的太阳崇拜遗迹。古黄河的定期泛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催生了太阳崇拜的产生,使保定出现许多以天象命名的地名。以天象命名的古九州方位在保定及其周边区域,古冀州方位就在保定中部各县。这里是五帝的历史舞台,炎黄蚩尤三族的融合、古黄河的定期泛滥、尧舜的积极治理最终使一个空前发达的文明在这里产生。文明的广泛传播使这里成为中华各民族之源、文化之源、地名之源、古九州之源,保定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之源。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代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在废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浅析——兼论先秦时代产生的两种五帝说

《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司马迁沿用了《五帝德》所记五帝说。另外,古文献中还记载有其他几种五帝说。考证不同五帝说的产生和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产生的两种五帝说是其他说法的源头。但两说本身又具有不同的旨趣。司马迁沿用其中之一,是经过网罗诸多文献和广泛调查的结果,因而其五帝说的可靠性较强。     

五帝时代的酋邦轮回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

学者对于五帝时代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以社会人类学的酋邦概念来重新审视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可知五帝时代应该是中国酋邦轮回时代史迹的历史沉淀。酋邦轮回是中国酋邦时期即五帝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因此,酋邦轮回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要道路,酋邦轮回的结束,酋邦宗主权世代固定在某一氏族内部传承并为其他酋邦所承认,应该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淮南子》《楚辞》五帝论

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华夏民族的先祖,通过《淮南子》和《楚辞》对五帝的记载,分析五帝在执政、爱民、用人等各方面的特点,从而窥探《淮南子》和《楚辞》在治国思想和政治理想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及继承关系。     

对司马迁撰夏之前历史的思考——论夏之前的“五帝”均非个人而是群体

夏之前历史是司马迁根据春秋到西汉的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资料——有限的文献资料和大量以神话、传说的"史迹"——逐步构建起来的。因为资料的欠阙,其中有许多是个人的猜想,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惑甚至是误导。例如:远古帝王都是黄帝后裔,"五帝"的关系都是继承,"天子"是选出来的。其实,"五帝"都不是单独的人名,而是一个一个的部落首领的称号。即是说,"五帝"及"禹"都各自是一个时代群体,他们彼此间也不可能有什么继承关系。     

人类社会：物质时代、精神时代与生态时代

人类社会都会面临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抉择.生态时代不仅仅是对物质时代的取代,而且还是精神时代向高层次发展的历史抉择.生态文明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范式,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也是人类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必然.     

五帝系统的产生与定型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多个不同的部族,也存在着无数传说中的始祖和部族英雄。夏商周三代的"天帝观"揭开了传说向历史转化的序幕,也为后代五帝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五行文化与五方观念催生了以太暤、炎帝、黄帝、少暤和颛顼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选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作为五帝,明确其"血缘关系",将他们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转变成人间圣王,最终完成了五帝系统的定型。     

《史记·五帝本纪》的主体性构建

主体是一个虚构的观念,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构建,创造出属于精神范畴的价值系统。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对五帝意象的历史性叙述、空间性拓展和民族性融合的有意识描述,潜在地构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传统,它表现为历史谱系重构中的民族主体、华夏民族统一中的国家主体和道德生命构建中的文化主体三个相互交织的主体关系。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付希亮博士的专著《图腾分析路径下中国五帝文明研究》介评

《图腾分析路径下中国五帝文明研究》一书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山海经》进行了新的解读,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文献贯穿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和五帝时代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和五帝时代历史研究的学术进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文明时代和文明起源——兼评商周文明论的传统观点

文明时代和文明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许多学者将二者视为相同,因而得出了中国文明至迟开始于商代的错误结论。本文认为国家的形成才是判断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准,因而,夏朝才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     

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史记》的总纲─—《史记·五帝本纪》散论

《史记·五帝本纪》将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断限于黄帝,体现了着眼于古代文明和经世致用的宏观史学观,贯穿着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思想。     

五帝时期的巡狩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巡狩作为部落联合体中最高首领对各部落的视察行为,在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已经出现。从巡狩可以看出,五帝时期已经形成了最高权力中心,出现了种种超越血缘纽带的因素,以及反映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巡狩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国早期国家应囊括五帝时期。     

魏征诗文对五帝的颂赞及其政治兴寄

魏征赋诗作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上古圣王的崇敬之情,其盛赞五帝并借以颂扬唐太宗,同时也体现了自身对太平盛世的执着追求。魏征《五郊乐章》20首,按宫、角、商、徵、羽五音,分别礼赞黄、青、赤、白、黑五帝,体现了顺应天地之气祭祀五帝之神的特色以及祈祷"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目的;其奉和唐太宗之作,以黄帝等为题来颂扬明主,也蕴含着对唐太宗的深切厚望;其进谏之疏、论政之文,以三皇五帝为帝王最高标准,为唐太宗树立效法楷模,并借以批评其执政得失。魏征的政治理想就是期望唐太宗和贞观重臣励精图治,圣贤相遇开创盛世太平,直至超越古人,为后世师法。     

文明时代的特征、悖论与历史趋向——从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分析谈起

文明时代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上理解文明所标志的社会进步状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书中阐释了他对"文明""文明时代"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理解,指出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其基本特征就是对财富的追求,使社会分裂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经历了古代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三大奴役形式.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发达商品经济意味着古代文明发展为现代文明,它创造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文明的悖论,如自由平等的形式化和表面化、商品拜物教、消费异化和世界体系的对抗性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发展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历史形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