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民间书写”特质

鲁迅的小说有许多可探讨的角度,本文研究的角度是其小说的"民间书写"特质。鲁迅小说会贯穿大量民间文化的书写,源于其童年切实的民间经验和成年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而这种"民间书写"会成为鲁迅小说的"特质"又与其后来的漂泊经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关。本文分别从其小说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知识分子陌生化的叙述视角、对民间文化中鬼文化的突出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双重态度四个维度,去剖析鲁迅小说中对于底层人物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描写及鲁迅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从而发现其与众不同的"民间书写"特质。     

论《缱绻与决绝》的民间意蕴

《缱绻与决绝》描绘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缱绻深情,小说中对民间元素的吸收,对民间文化的表达彰显着鲜明的民间性。本文将从小说对民间文化形态的表现来考察《缱绻与决绝》的所蕴涵的民间文化意蕴。     

论《说岳全传》中牛皋形象的塑造

《说岳全传》是以宋史为情节基本框架、以明代"说岳"小说和有关戏曲讲唱文学为基础改编而成的英雄传奇小说,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受民间文化与时代思潮的影响。本文试从正统文化、游民文化、市民文化三个维度探析小说中牛皋形象的塑造内因,并揭示其深层意蕴。     

论《爸爸爸》的巫楚民间文化特征

韩少功是湖南人,他的文学创作深受楚地民间巫性文化的影响.其小说<爸爸爸>不论是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展示、环境叙述、语言表现还是写作思维的形成,都带有鲜明的巫楚民间文化特征.小说在对巫楚民间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体现出对这种文化的留恋和皈依.     

“走向民间”的莫言——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到《檀香刑》

莫言深受民间文化形态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小说之源。他的小说以民间话语叙述“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生活,高扬原始生命强力,自由自在的个性生命。这种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对现代人现代精神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民间性到世界性——新时期小说走向世界的一种可能

新时期作家大量地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其小说普遍具有民间化叙事倾向。民间文化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也蕴含着某种世界性因素。新时期小说通过对具有世界共通性的民间故事类型、母题和文化原型的书写,凭此而具有了某种世界性因素。新时期小说在对民间故事母题和文化原型的书写过程中也具有它的创造性,这也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民间视域下的时代观照与书写嬗变——迟子建小说“民间性”的发生与流变论

处于边缘地域的东北作家迟子建,其小说中"民间性"的发生与流变过程,似乎总是在与时代语境进行显现或潜在的对话。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在文本中流露出鲜明的"民间性"特征,即地域性、民俗性与日常性;另一方面文本中的"民间性"特征,又因与时代语境积极互动,呈现出不同的民间文化形态。迟子建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民间性"不仅是建构其小说文本的方式,更在于"民间性"内涵的丰富,拓展了其小说的审美文化空间。     

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间文化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这种独特性不仅在于其小说外在形式上的民间性和通俗化,更在于赵树理本人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和精神上的个人性。龙其小说的语言包含着多种民间文化因素,试就语言的可听性、口语化、形象性、戏剧性进行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民间文化因素。     

论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中民间文化的审美意义

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给自己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审美魅力、审美意义.具体来说,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给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抹上了一笔浓重的地域色彩;丰富了情节、丰满了人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使得小说的叙事方式、整体情调和风格等都发生了改变,变得朴素、生动、通俗、清新.     

"走向民间"的莫言--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到《檀香刑》

莫言深受民间文化形态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自己小说之源.他的小说以民间话语叙述"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生活,高扬原始生命强力,自由自在的个性生命.这种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对现代人现代精神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女性文学与私小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女性作家的创作相当活跃,水准也相当之高,作品频频入选芥川、直木等纯文学奖项。以至于大江健三郎将女性作家团体视为开创日本“新小说”的主力军。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日本女性文学的三次高潮来探究现代日本文学繁荣于女性文学的成因。     

大江健三郎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创作主题、表现手段及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和谐思想研究——从《个人的体验》中鸟的成长谈自我和谐

《个人的体验》作为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之一,有着深刻的内涵。作为残疾儿父亲的大江不仅以写作来突显个人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与抉择,而且他也致力于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揭示人类共通的东西,探寻走出困境的途径。从《个人的体验》中鸟的成长,我们不难看出大江对人性的关怀,注重人的自我存在。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乌的成长也是一个由个人异化走向自我和谐的历程。在实现自我和谐的这个过程中突出了实践的作用,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促成人自身扣谐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看出大江的创作不仅注重人的存在,更是在构建和谐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     

论鲁迅小说创作与吴越民俗之渊源

鲁迅以浙东地区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吴越民俗文化为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数具体生动的素材和大量的人物、事件原型。鲁迅在吴越民俗文化中心生活了二十余年,吸吮了吴越民俗的养料。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吴越风俗民情画,表现出对浙东故土深深的眷恋及对故土人民深深的爱。可以说没有吴越民俗文化这股清泉,就浇灌不出鲁迅这棵文坛的参天大树。     

民间文化艺术元素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展现

凭借描绘家乡湘西的大量小说,沈从文被视作现代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在其乡土小说中,沈从文大量采用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元素,描绘了湘西农村的生态自然景观、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乡村的民俗风情,刻画了一系列较为生动的底层民众形象。具体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民间的乡土风情,民间的文化传统以及民间浓郁的方言口语。正是这种自觉的运用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手法,使得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民俗文化:贾平凹小说的“田野图像”

民俗文化既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滋养文学的沃土,贾平凹深深植根于此,汲取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并把民俗与文学在心灵的加工场予以整合,拓展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绘制了一幅幅立体的西部“田野图像”。本文试图以民俗文化为透视点,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观照,剖析其话语运作方式,指出民俗中的沉淀物的负面影响。     

试论大江健三郎宗教式救赎意识的文学表达

大江健三郎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通过对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接受和超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经由西方文化的洗礼,大江健三郎把《圣经》知识熔铸到创作中,使其文学渗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情怀。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的经历以及对广岛、长崎核爆患者深重苦难的体悟,激发了大江文学中宏大的共生感。而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大江把个人的、家庭的痛苦,升华为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宗教的普世救赎意识,浸润到大江文学中,体现了大江对人的终极关怀,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高鸿笔下的陕北风俗文化镜像

从文学与风俗文化关系的角度切入,研究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对进一步理解作家及作品大有益处.高鸿的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血色高原》《农民父亲》,全面展示了陕北地域独特的民俗文化镜像.     

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战后再启蒙意识——从《饲育》到《政治少年之死》

从《饲育》到《拔芽击仔》前后,大江健三郎的战后再启蒙意识开始变得脉络清晰起来,及至《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大江独特的启蒙话语已经基本形成。此间显现出来的再启蒙意识中。除了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坚守,还有对日本独特的民主主义体制的深切质疑和忧虑。大江正是通过强调在战后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昭示了容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暴力因素,并提示了战后价值体系的扭曲是国家主义风潮再起的精神土壤,以此警示日本民众,表达自己的战后再启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