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以工代赈与安置失业

以工代赈简称工赈,属于赈济的范畴。它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救济方式,是区别于无偿的施粥给粮的有偿赈济,它能把救灾济贫与公共事业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目前史学界,多从赈灾、防灾等角度考察民国时期的工赈,而对其缓解失业危机的社会功能尚无人探讨。为此,以下将分析工赈对解决失业问题所起的作用。本文所讲的丁赈是指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或慈善团体招募年轻力壮的失业灾民,让其参加兴修水利、修桥补路与垦荒等劳动,发给钱物作为薪酬。既可使失业者暂时获业,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免于疾苦或流为盗匪,     

近代四川震灾救济中的政府与社会

近代官赈难以为继,四川震灾救济依赖于民间的自我救助。临灾赈济本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过分依赖民间社会的自我救助,造成震灾救济角色的转换。其实质是近代四川政府控制力弱化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浙灾急募赈款大会始末

1922年浙江发生特大水灾,即"壬戌水灾"。水灾的暴发得到了省内外热心人士的关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结合在京浙绅组成"浙灾急募赈款大会",为赈济浙灾筹集款项,及时地缓解了赈济资金的压力。     

论唐代政府的赈灾活动

依据《旧唐书》及唐史其他史料的记载,发现唐代政府的赈灾方式有:实物赈济、作物种子赈济、有偿赈贷、抚恤、赦免等。唐代政府的赈灾是统治政策中民本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强化政治教化,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和稳定,但灾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直接受益。     

需要把“消灭错字”的口号提出来

现在有一部分出版物,错字之多,相当惊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附录《辅仁大学简史》,一页书上有九处错误:“冬赈”、“赈济”的“赈”字,误为“账”字的五处;“拨款”的“拨”字,误为“拔”字的两处;“节日”的“日”字,误为“曰”字的一处;另有一处是逗号错成了顿号(见该书     

略论1931年的南京水灾救助

1931年,江淮流域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水灾,首都南京亦不能幸免.作为“首善之区”,南京的水灾救助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各级政府机关,还是临时成立的、注意吸收社会力量的各种救灾组织,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着赈灾物资的发放、灾民收容与遣散、灾时卫生防疫以及工赈、农赈等救助措施,救灾力量形成了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尽可能地减少了水灾对灾民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则为国家救灾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契机.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述论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多发,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特征。灾害出现以后,唐代政府采取了赈济、赈贷、减蠲赋役等措施进行应对,但成效难以判断。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灾害记载呈现出前期少、后期多的特征,与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有关。     

郁达夫与新华记者演剧筹赈大会

七七事变后,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南洋各地华侨也不分阶级,不管是民间社团或者是教育机关,都竭尽所能唯恐落后,纷纷投入筹赈运动,赈济中国伤兵难民。由陈仁炳博士所率领的武汉合唱团(1939-1940)和王莹、赵洵所领导的新中国剧团(1940)也在新马各地巡回公演。中国画家徐悲鸿、翁占秋、施香沱、杨善琛、刘海粟等都先后于1939到1941年间在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的家庭教育

香山慈幼院是民国人士熊希龄于1921年创办的,慈幼院最初的学生来源大致有五类,即原慈幼局收养的灾童,香山附近满汉族贫苦儿童,以及后来女界红十字会和北方五省灾区赈济会在北京设立的灾童临时教养院和湖南华洋赈会收养的灾童。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的初衷在于济贫抚孤,使那些孤贫失学的儿童在获得一定的职业教育之后能为社会服务。随着组织机构与办学条件的不断完善,香山慈幼院明确提出了使学生德、智、技、群全面发展,以培养"健全爱国之国民"的办院宗旨和教     

1912年温处水灾救济机制探析

1912年夏,浙江温州、处州两地遭受水灾。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等民间赈灾组织亦纷纷成立,并迅速展开勘灾、筹款以及办理急赈、冬赈与春赈等赈灾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灾民之困苦,减轻了水灾对温处社会的冲击,较为充分地发挥了民间组织在灾荒救助中的积极作用。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赈灾

倪嗣冲(1868-1924年),安徽阜阳县人,著名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3年7月至1920年9月,先后担任皖北镇守使、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掌握安徽军政大权.倪嗣冲主皖的八年,是安徽灾荒严重的时期.他重视皖省赈灾工作,积极筹集赈款,举办工赈,兴修水利.这对于减轻灾民痛苦,消除灾荒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档案文献所见乾隆三年宁夏地震灾赈中杨大凯怠忽案述略

乾隆三年宁夏地震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迅速开展了灾后赈济工作.但是由于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宁夏将军阿鲁等满族官员联名上疏奏参宁夏总兵官杨大凯,致使杨大凯以“怠忽殊甚”被革职.实际上,在地震发生后,杨大凯就积极地开展灾后赈济工作,他一面飞禀灾情,一面调集军队维持秩序,并昼夜巡查,其赈济实绩也得到了其他官员的认可.杨大凯究竟是由于怠忽被革职,还是有其他原因,本文试通过档案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作一考论.     

抗战时期的昆明市红十字会

1923年6月1日昆明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即现在云南省红十字会的前身.红十字会平时赈济贫困,战时博爱恤兵,救死扶伤,促进世界和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疆土大片沦陷,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昆明红十字会紧紧围绕红会博爱、恤兵、救护、施济的宗旨,一面积极进行自身建设,兴办医疗救护实体,发展基层组织和会员,训练救护队员;一面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动员人员、物资,大力开展战地救护和社会赈济服务.     

明朝蝗灾史料辑录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灾荒同时也是影响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每次大的灾荒,政府如果赈济不力,很可能会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严重者甚至导致王朝更替。灾荒时期实行的赈灾措施即"荒政"是保持国家稳定、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蝗灾是一种世界性的灾变,属于灾荒史的一部分,兹将明朝的蝗灾资料予以辑录,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电影宣传与抗战前夕的重庆旱灾募捐

抗战前夕,重庆爆发的特大旱灾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民众和慈善团体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灾害救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者们对此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是学界的研究偏重于对慈善团体的救灾和政府的工赈救灾,而对此时颇具特色的电影募捐救灾探讨较少.在当时,为了争取广大的国内外民众对旱灾救济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政府采取了颇具特色、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电影来加强宣传,本文拟以当时丰富的报刊档案资料对之进行论述.     

光绪二年苏北赈灾与江南士绅--兼论近代义赈的开始

在《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李文海先生对近代义赈兴起的：过程作了较为明晰的描述。他根据曾直接参与并领导义赈的上海绅商经元善的回忆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等记载，明确指出光绪二年（1876年）和三年无锡籍士绅李秋亭（名金镛）前往苏北海州、沭阳一带赈灾为近代义赈之始。但是，关于海、沭赈灾的详情，李先生未作具体讨论。由于这次赈灾与以前的“官赈”存在性质之别，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故不可不加探讨。     

庄有恭案与乾隆朝捐输赈济

捐输赈济作为一种国家汲取赈灾财富的手段,在乾隆朝始因制度化而成熟。为与卖官鬻爵的捐纳赈济相区别,清廷不断强调捐输的自愿原则及赏赐的滞后性,并以其有裨世道人心而大加提倡。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因灾情紧急与制度的模糊性而发生强迫捐输的情况。在因勒捐勒罚而起的庄有恭案中,制度的制定者乾隆帝即在调查得实后默许了这种越轨行为。只有以袁枚为代表的民间士绅,因受害严重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捐输赈济的"言不由衷"不仅反映了其与捐纳赈济的暧昧关系,更体现了"不加赋"的清代财政体制在面对临时性社会危机时的尴尬与无奈。     

1952年的三次大地震及其救济

建国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震多发期,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来的次生灾害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中1952年在西康、山西、云南三省接连发生的大地震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几次大地震,而且比较严重.为维护地震发生之后社会的安定,中央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赈济措施和重建工作,以安抚灾民,保障民生,保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其成效颇为显著.     

仪式构建认同:抗战时期的《黄花岗》义演及新闻聚焦

全面抗战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慈善界、艺术界常常借纪念日举行义演活动,通过舞台向民众阐释"此时此地"纪念的特殊意义.最具典型性的是1939年"五三""五四""五五"纪念日义演的历史剧《黄花岗》.此次义演是由香港全体戏剧团体与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为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而合作发起的,具有宣扬革命精神、筹集慈善资金、团结香...     

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私藏禁书案史料选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江苏布政使,因病还乡。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邑被水,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二十二年春,乾隆帝第二次南巡,彭家屏前往迎驾,向乾隆帝报告了这一情况。乾隆帝当即申斥了图尔炳阿,并派彭家屏与图尔炳阿一起前往调查灾情,办理赈济。继而,夏邑民人张钦、刘元德先后遮道向乾隆帝状告夏邑地方官办赈不力,引起了乾隆帝的怀颖,认为此中必有主使之人,命“严加惩究”,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彭家屏私藏禁书案。这里从馆藏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编了部分有关此案的史料,予以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