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女性存在的言说与思考--比较分析《打出幽灵塔》与《雷雨》中的新女性形象

由于剧作家学识、修养和性别的差异 ,使得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曹禺《雷雨》中的“新女性”形象塑造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从“新女性”人格的游移与疯狂、新女性理想的感性观照与理性思考和白薇的女性意识与曹禺的“阿尼玛”情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可悲的“半天足”们——评《张爱玲文集》中的新女性

《张爱玲文集》中的新女性 ,既不同于纯粹的旧女子 ,紧裹着“三寸金莲” ,虔诚地遵奉着“三从四德”,无怨无悔 ,无知愚顽。又冲不破传统的桎梏 ,象真正的新女性那样彻底解放 ,亮出“天足”     

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与五四“新女性”的兴起——由陈独秀译作《妇人观》引出的线索

《妇人观》是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译文,原文来自法国作家马克思·奥雷尔（Max O’Rell）的幽默文集《女国漫步》（Rambles in Womanland）,该书记录下了奥雷尔对西方“新女性”态度的转变。以奥雷尔的文字为契机,来自西方的“新女性”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完成了语义修正,参与推动了五四“新女性”的诞生。陈独秀、刘半农通过对奥雷尔作品的翻译和改写,刻画出“新人”背景下“新女性”的大致轮廓。稍晚《新青年》刊发的“女子问题”专辑与奥雷尔的文字再次互文,体现出女性先驱“发声”的某种局限。而民间对奥雷尔文字的借用则折射出五四前后不同社会群体对“新女性”的想象。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丰富了五四“新女性”兴起背后的跨文化语境。     

试论《雷雨》创作的感性直觉和理性把握

曹禺在《雷雨》的创作中对感性直觉和理性把握这一关系的处理，显示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分寸感。剧作独特而炽热的审美情感，充分体现了他创作过程中情感与形象的直觉性特征，剧本鲜明地留下了较之同时代人的更强烈、更广阔、更深厚的复杂感受的深深印痕。但曹禺又深谙艺术规律，在剧中对民族特色、个人风格、角色塑造以及情节结构所作的处理，又是极为注重理性把握的。一部《雷雨》，不仅靠情绪感受，更靠理性逻辑的运用，二相依相存，既合“情”，又合“理”，“情”“理”交融而达到了新的戏剧境界。     

周建人与《妇女杂志》的新女性话语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性权益高涨,以提倡"新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妇女杂志》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对编辑作出调整。1921年10月周建人出任"帮同编辑",他与主编章锡琛联手,调整《妇女杂志》办刊宗旨、变革文体和栏目,扩充作者队伍,刊发一系列专号,使《妇女杂志》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女性话语主阵地。周建人以"克士"、"高山"、"乔峰"等笔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百余篇文章,集中讨论女性独立人格、职业、婚恋自由和新性道德伦理,引领《妇女杂志》妇女问题讨论的潮流,成为名噪一时的妇女问题专家。其直白通俗的语言风格、紧跟社会思潮的敏锐视角及对社会热点女性问题的讨论,为扩大《妇女杂志》读者群体、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注入直接助力。     

晚清士人之觉醒与新女性的产生及困境--以《孽海花》中的傅彩云为例

晚清士人为解决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解放女性成为重要一环,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时代新女性的产生。新女性大都受过学校教育,接触过西方女权理论,甚至出国留过学,这在晚清一些小说中有所体现。《孽海花》的女主人公傅彩云可以说是新女性的先导,她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大胆追求情欲,具备良好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勇于向男权社会挑战。可是新女性也面临困境,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对象虽为女性,可主导权在男性,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新女性”这一称谓在一些晚清小说中也带有贬义色彩。     

批评家的灼识与偏见-读司马长风的《曹禺的〈雷雨〉》

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学史》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学史。该书以活泼多姿的行风格和重本体研究的批评特色见长，书中不乏作的真知灼见，但值得商榷之处也不少。本谨就其曹禺批评，对《雷雨》“写作上的投机心理”、紫漪形象刻画的缺乏民族性格以及曹禺对西方名剧的“窃取”等问题试与司马先生商榷。     

在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试论曹禺剧作“对宇宙间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

曹禺剧作从《雷雨》到《原野》，始终表现了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在对人类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显示了其独特的追求。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曹禺剧作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而这正是曹禺剧作“说不尽”的魅力之一。     

新女性、左翼电影与历史的幽灵

“新女性”想象是左翼政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并伴随左翼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调整而发生变化。与左翼革命的兴衰起伏一样,左翼电影也塑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女性”谱系：从反压抑的职业“新女性”到“非性化”的工农“新女性”,再从“反潮流”的革命“新女性”到失落的底层“新女性”,其女性想象在完成一个历史循环之后,又回到起点。左翼电影的“新女性”镜像是游荡于后革命中国的历史幽灵,构成了批判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女性形象生产的文化资源。     

艰难的历程——论曹禺《原野》的经典化

曹禺《原野》的经典化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从1937年作品问世到八十年代,其引起的关注并不多,并且多为决绝的否定之音。曹禺本人面对剧作的“遭遇”也表现出了某些“摇摆”。但是,随着时间和文化语境的变更,《原野》潜在的思想艺术价值不断得到发掘,并在一时期出现了气势宏大的“翻案”。与之相应,《原野》也不断被改编和搬上舞台,受到了观众极大的关注。尽管艰难,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起来。     

试论“莎乐美”模式对白薇《琳丽》的影响

王尔德的《莎乐美》在主题模式、唯美理念、语体风格和情节结构等方面都对白薇的成名作《琳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可以从白薇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角度进行论证。     

论劳伦斯《儿子与情人》关系中的女性主义

小说《儿子与情人》是D．H．劳伦斯的半自传体作品。该书创作于20世纪初，正值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新女性”的出现，逐步“威胁”动摇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意识。劳伦斯一方面欣赏“新女性的独立、大胆、智慧，另一方面受传统的男性至上意识的影响，又惧怕女性的这种变革会危及男性的地位。本文从小说人物关系的角度入手、剖析劳伦斯在定位女性社会角色时的矛盾与困惑。     

“梦”与“境遇”：对《呐喊》、《仿徨》的重新解读(上)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以此对《呐喊》和《彷徨》进行重新解读，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与追寻。     

从《雷雨》到《日出》看曹禺创作倾向的变化

《雷雨》和《日出》是曹禺三十年代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两部剧作。从《雷雨》到《日出》,曹禺的创作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标志着作者戏剧创作的日趋成熟,也体现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追求和轨迹。本文就此变化做一个简要分析。     

曹禺《原野》的意象分析

《原野》是曹禺的第三个戏剧生命,深受西方表现主义艺思潮的影响,戏剧中意象纷呈、隐意深奥。“森林”、“老屋”和“金子铺的地方”是《原野》意象群中的主要意象。     

论《雷雨》对《野鸭》的承继与创新

曹禺作为现当代戏剧界著名的作家受到了西方戏剧巨擘易卜生戏剧的巨大影响,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戏剧的结构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对曹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易卜生的第一部心理悲喜剧《野鸭》在曹禺的《雷雨》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无论在人物对应、结构艺术、还是写作手法上都及其相似,但是在情节框架、写作方式和矛盾冲突中,《雷雨》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之处。因此,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有着极强研究的价值。     

“梦”与“境遇”：《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下）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彷徨》进行重新解读，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矛盾与追寻。     

弥漫着土地芳香的两位女性——《飘》与《一千英亩》人物形象之比较

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1936)中塑造了一位敢说敢做的新女性形象——郝思嘉,而美国当代女作家简·斯迈利在《一千英亩》(1991)中塑造了一位从“失语”走向“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吉妮.论文拟从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觉醒过程和其土地情结作一番比较与分析.两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但同为农场主的女儿,她们都与土地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都为她们所生活的土地做过努力抗争,在觉醒过后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成为了文学史上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     

《作女》的“作”，《作女》的“女”

张抗抗的长篇小说新作《作女》，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通过卓尔形象的描写，表现了在商业社会背景下新女性的成长和她们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作女”在今天具有代表性，是城市女性不同于往日女性的新的形象。     

掘发“心狱”里的搏击——论曹禺的《原野》

曹禺的剧作《原野》,因主人公仇虎那复杂难解的内心世界而弥现着“神秘”色彩,作品的真实性为此也遭受了诸多质疑.《原野》选取了复仇这样一个文学母题,刻画了复仇者仇虎“心狱”里的煎熬,由此对人物的灵魂进行开掘.情感上,曹禺对身受压迫的仇虎给予了“高贵的同情”;但是理智上,他却否定了仇虎的那种复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