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与多元社会的正义秩序

罗尔斯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现代社会由于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及失衡所造成的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通过其前期无知之幕之后所隐含的公民设计以及后期明确表达的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念,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调节自由市场的自发后果,抑制市民社会个人私利泛滥、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在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平衡,从而保持多元社会正义秩序的理论旨趣,体现了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交叉互渗的当代发展趋势。     

基于法律保留原则的高校校规制定权限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高校校规制定权限问题主要涉及如何在学术自由权利保障、学生权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保障之间实现合理平衡。虽然高校校规制定权来源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权利,但是学生权利保障以及最低要求的学术水准和教育质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保障,都要求高校自主办学领域必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高校校规制定权由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论公开场域隐私权与拍摄权之平衡

公开场域隐私权是与普通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也是传统理论中的自由和权利在现代社会的延伸和发展。文章提出"拍摄权"这一概念,强调拍摄权的实质是表达自由的具体化,公民有获取信息的权利,探讨了公开场域隐私权与拍摄权的关系。为了在公开场域隐私权与拍摄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主张采用更具体的客观标准区分隐私权,引入比例原则,并将隐私权之权利主体分为公职人员、自愿型公众人物、非自愿型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四类,严格界定公共利益令个人私权和公民监督有效平衡。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自由"的生活内涵和理论内涵

自由,是一个现代的价值理念,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个理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客观条件特征和要求,又通过其思想传统被理解为人的本质乃至人的价值理想,但是却展开为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品格和价值诉求.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开启出自由的新论域,即在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的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对于落后民族来说,自由的基本前提是建立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由此,就有了"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复杂纠葛,就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需要在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之间保持有张力的平衡,以保证历史的发展指向这一目标:充分实现了的个人自由实现着国家的强盛.在理论上,是以自由权利为本还是以自由意志为本,意味着不同的思想道路,并且呈现出自由的价值困境,这一价值困境在根本上表达的是自由和平等的困境.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自由这一形式性的平等要求着、产生着、保障着实质性的不平等,即实现了的平等一方面具有占有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因此而必然产生对物的占有的不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开辟着通往"自由"的新的实践模式.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博弈平衡——以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隔离措施为例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例如面对重大传染病引发的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而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体现了在特殊情况下,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平衡;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负有积极配合隔离的义务,政府则负有传递真实信息以使个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的责任。     

试论财产征用的公共利益目的

在自然法的学说之中,财产权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个人对其所有的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自由,人们建立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然后,私有财产应当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即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个人应当作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因此,公共利益的认定也就成为财产权保障的关键.     

论公民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矛盾与调和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高科技的发展不断对公民的隐私发起挑战,最近由深圳电子门偷窥事件就引发人们在将自身的权利让渡给公权力之后,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的问题.而隐藏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则是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而到底如何才能调和这中间的矛盾,都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诺齐克的个人权利思想探究--读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札记

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诺齐克提出他的个人权利思想。个人权利思想贯穿于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文章就其理论中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道德边际约束、资格理论和个人天赋等方面探讨了诺齐克的这一思想。     

公民意识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良性互动的价值

公民意识是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中生成的,对于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唯物辩证法视角考察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内在联系,分析公民意识对促进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良性互动的重要价值,通过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活动、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等方式推进公民意识培育,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     

论个人自由在教化中的地位

理性精神是实现个人自治和公共生活健康的保证。启蒙个人理性,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是教化的使命。理性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中才能获得发展。教育因此必须成为学生学习自由、实践自由的实践。人的消极自由要求教育要免除任何的干预和强制,积极自由要求教育关怀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个人自由是教育必须保障的权利,是必须实现的一种教育状态和教育条件。只有保障和确立学生的个人自由,教育才能是人的发展的积极条件。     

保护舆论监督的司法原则探讨

作为私权的名誉权保护与作为公权的批评监督权的保护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权利的相互性使得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受到名誉权滥诉的干扰。保护舆论监督应确立一种能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方式来配置公权或私权的司法精神：诉求名誉权保护的主体应予限制，公共权力机构及公益组织不轻易享有名誉权保护，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名誉权保护亦受约束。涉及名誉受损的报道题材或内容属性方面，报道自致性名誉受损的事实，监督权予以倾斜保护。     

生命权的新概念

传统生命权属于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权体系,目的在于抵制国家专断剥夺个人生命,新的生命权概念在保持传统属性的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内涵,一些社会权被赋予自由权属性从而获得司法保护,诸如住所权、医疗健康权、劳动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因与生命质量相关联而被重新解释。这是各国法院努力的结果。该进程于客观上改写了生命权概念,使生命权保护责任由国家扩及私人组织,产生了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社会权借助自由权外壳获得了司法上的承认。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增进社会和谐。     

历史英文：美利坚民族：美国历史

迫近的危机（4） 同样地，在有关扩张的辩论中，北方和南方都使用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样的用语。但是“自由土地者”谈的是个人自由，南方人指的却是他们拥有一种特殊财产（奴隶）和对那种财产占有基础上保持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各方都根据对方对自己权利的侵害来评估对方。     

Liberalism,Parental Rights,Pupils’ Autonomy and Education

Liberals, from Mill to Rawls see personal autonomy as paramount in civil society. They see human dignity to consist essentially in personal autonomy, that is, ‘in the ability of each person to determine for himself or herself a view of the good life’ (Taylor, C. (1992) p. 27).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 5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underlies much of liberal emphasis 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justice, rights and fairness. Its core thesis is that a just society seeks not to promote any particular view of the good life, but enables its citizens to pursue their own ends consistent with a similar liberty for all others. Yet, when some citizens in America attempted to pursue their own view of the good life, they came up against head‐on conflict with the liberal state. These groups saw civic education with it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choice, on reflecting and weighing of alternative viewpoints and on personal autonomy, as threatening to their way of life and to their fundamental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sequently they challenged the state in the courts. What ensued raised profound educational problems for educating children, parental rights, and the right of the State in a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 which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论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及其标准

自由权作为人权的一项基本权利,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的人身自由权是自由权的基础。从人身自由权的视角,可将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分为非法限制、合法限制和其他情况的限制。限制标准亦因此而改变。     

从公示小偷照片事件浅论行政法学

针对广州市公安局公示小偷照片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利的行为,说明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事实行为收到良好效果的同时,也存在对相对人私权利的侵犯,这必然涉及到公权利运用不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因此国家行政机关在运用权利时要考虑到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要兼顾人权。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管窥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它由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这三个环节构成。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多个个人和若干家庭的聚集,是家庭分裂和扩大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合形式。市民社会是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则是解决其中矛盾并高于其上的力量。     

THE RIGHT TO DISS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CHOOLING

In this article Sarah Stitzlein highlights an educational right that has been largely unacknowledged in the past but has recently gained significance given renewe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isplays of public outcry on our streets and in our town halls. Dissent is typically conceived of as a negative right—a liberty that guarantee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one's public self‐expression. Stitzlein argues that, insofar as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depends on obtaining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e state must allow the lively proliferation of dissent. Attending to this negative rights perspective, Stitzlein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reframing the right to dissent as a positive right. This includes discussing the state's obligation to cultivate the skills of dissent in its young citizens and, correspondingly, student entitlement to this training. Thes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especially for civics education, are far more substantial than the thinner implications of the negative right to dis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