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中的生死观比较

古希腊史诗《荷马史诗》和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是东西方两大著名史诗,是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结晶,其中蕴含了文明初期人类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人类无法解释生死和自然现象,因此,他们运用想象来解释这些现象,比如用风神、雷电神等来解释自然现象。至于生死,东西方早期人类都在不断问一个问题:我们死后会怎样?由此,东西方人民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而东方的《吉尔伽美什》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中的生死观又各有异同。     

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文学人类学方法的实验

一、引言:本文的方法近年来笔者留意于现代国外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和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实践,曾撰写《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一文,受到诸多师友的肯定和鼓励,希望能继续这种尝试,特别是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使人类学方法的可行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本文与《英雄与太阳》一样,试图将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特别是乔姆斯基探讨非经验的语言深层结构的方法在广阔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上加以综合,从而扬弃它们各自的片面与缺陷,尝试建立一种原型结构分析的方法。     

论《诗经》中的"史诗"与"诗史"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等五篇作品在学术界一向被认为是汉民族的史诗。其实,它们决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诗,而且对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也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是《诗经》中的“诗史”精神。“诗史”一词虽然最初是用来评价杜甫的诗歌创作,但自《诗经》起,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就已形成了“诗史”的传统。     

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中的历史记忆研究——对拉祜族《牡帕密帕》的文本分析

综观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普遍流传着一些叙述天地间万物形成、发展的创世史诗，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牡帕密帕》作为在拉祜族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长篇创世史诗多有学者关注，并多聚焦于其作为非遗的传承以及信仰体系的建构，缺乏对其文本内容中英雄祖先建构的内涵分析、民族认同强化的历程阐释以及对反映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探讨。对《牡帕密帕》的文本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可以窥见拉祜族原始宗教崇拜、生产生活、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历史记忆以及所蕴含的民族关系，也能展现创世史诗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说文解字》禾部字的文化阐释

《说文解字》禾部字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凭借对《说文解字》禾部字的系统梳理分析,再现了其所反映的复杂而多样的古代思想文化内涵。     

试论体育教育中的美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本是人的天性.高尔基有一句名言“照天性来说,人人都是美学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变,美又回到了人们的中间.美,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欣赏和享受,一种向往和追求,只要有生活,就有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就是生活”.美也自然地闯进了我们的体育教学之中.如何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体育美,理解体育美,从而追求体育美,创造体育美.这是体育教学中的美育所要解决的问题.体育与美育是紧密相连的.从中国和古希腊的教育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弟子.这六个项目包括了政治、伦理、历史、自然科学、军事体育及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古代一种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古希腊奥运会和《掷铁饼者》、《拳击家》、《持矛者》等竞技健儿的塑像,足以说明竞技与美育紧密相连.     

甘肃历代《易》学类古籍文献解题

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历史上曾诞生了两千多位学者作家,有著述达三千余种.由于科举的推动,学子普遍研习经学,尤其在《易经》方面论著较多,论文之外,有文献记述的《易》类著作近六十种,反映了不同时期甘肃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     

《舜典》用五及其文化区域

《舜典》存在着不少用五现象,它与其他文献共同反映了虞舜用五的文化现象,这种用五的文化地理区域应该在上古海岱东夷文化圈内。由此也找到了我国古代尚五的文化渊源并据此进一步肯定《舜典》的文献历史价值。     

《诗经》中礼物的文化内涵研究

《诗经》中涉及礼物往来的共有31篇,其礼物可划分为赠答之礼、贡赐之礼、祭祀之礼.《诗经》礼物书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植物书写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和神人同构的观念,动物书写呈现了对权力和力量的尊崇以及对受祭者的重视,而玉器则象征着美好的品德和对美的追求.《诗经》礼物书写及遗赠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评郭老的《论曹植》

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郭沫若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青铜时代》、《奴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专著,均堪称为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划时代著作、因为,这几部巨著的出现,一方面开拓出一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新路,一方面郭老的渊博知识、洋覆改证以及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方法都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意象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众多意象,诸如英雄意象、女性意象、魔鬼意象、智者意象、精灵意象等。运用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从接受者的心理角度去分析这些原始意象正好反映了蒙古族祖先的心理历程的碎片,它们再也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这就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三种模式及其叙事美学

中国当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又互相联系交叉着的类型."类史诗叙事"比较靠近主流政治,与西方的史诗写作传统和中国古代的小说诗学之间有多重的内在关系;"类传奇叙事"比较靠近市场和通俗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之间关系最近;"类成长叙事"基本来源于西方小说概念,是十七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惟一合法形式.三种叙事类型各自产生了一批在叙事结构与美学方面具有共同或接近特征的作品.     

论我国古代官修目录的发展及其影响

古代官修目录是我国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当代国家藏书的盛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的兴替。《别录》与《七略》是官修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奠定了目录学“七分法”的基础;《中经》、《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形成并确立了官修目录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者,促进了古代官修目录的繁荣。     

鲁迅创作思想浅论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创作了收集在《呐喊》、《彷徨》里的小说.他那些史诗式的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以及“五四”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他那些作品所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他那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光辉.“五四”运动前夜,鲁迅开始了新文学创作.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的本质.小说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一针见血的揭露,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和礼教的弊端”的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反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斗争.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及经橱

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和经橱,是佛教雕塑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古代按照《营造法式》完成的小木作实物的典范,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它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其所储存的大量辽代传统文化信息,为后人研究已经消失的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而独特的实例。     

试论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与《御伽草纸》

无赖派文学兴起于二战后的日本文坛,以反叛传统、追求人性自由为特点,对于战后徘徊在虚无与无望中的青年产生巨大影响。太宰治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该派的文学思想特点。《御伽草纸》这部翻案小说则是太宰治创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色,与他作品中代表性的“灰色”相比,《御伽草纸》反映了太宰治在战时和战后两个时代分水岭时期对于人性和世界的认识。     

事·文·义:从历史到演义

演义小说这一文体源自史传.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事、文、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上首部历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史“事”进行推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远绍《春秋》之“义”,而发之于通俗生动之“文”.事、文、义三者的融合促进了“演义”的正式生成,并规定了“演义”的体式特征;三者的游离和矛盾促进了演义与历史的分化,进一步使充斥于古代小说中的道德劝戒逐渐虚化为空洞的说教.     

神话、史诗与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并不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 ,对历史的记录也是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人类历史意识起源于历史记录产生之前的一些作品即神话、史诗等 ,之后 ,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按真实的情况记录所发生的事件 ,这就产生了最早的历史著作。     

一个青出于蓝的《左传》选本─—读《左传纪事精选》

一个青出于蓝的《左传》选本─—读《左传纪事精选》高海夫诚如梁启超所说，《左传》乃“秦汉以降史界不桃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２章），为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者必读之典籍；而且其“文章优美”，记事者“严谨而分明”，“委曲而简洁”；记言者“渊懿美茂，而...     

《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

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对"诗(ποíησιζ)"与"史(íστορíα)"作了明确的区分,部分学者也常以此区分来断定或阐述希腊历史学地位的低下。笔者研究发现,《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并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而是指具体意义上的íστορíα,也就是希罗多德创作的历史学。从对象指属、相关内容等方面均可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