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服到沟通——《陈情表》中说服艺术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陈情表》乃千古名篇，文章委婉诚挚，情真实感，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赞赏。作者李密，字令伯。因父亲早丧，母亲何氏改嫁，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李密博览五经，文才出众，为人刚正，颇有辩能。他曾在蜀为官，做到尚书郎。后蜀汉灭亡，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了晋王朝，为晋武帝。为了巩固晋政权，武帝一方面对反对者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千方百计笼络前朝旧臣，李密也是他笼络的对象之一。[第一段]     

《西台记》的遗民心态建构

清初的易代之变导致士大夫面临生与死的抉择。那些前朝旧臣,历经劫乱,一方面心存生存与殉国的矛盾,一方面尚存以文字见忠义的苦心。陆世廉的《西台记》即于诗文之外,传达了典型的遗民心曲。     

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

二、五代时期中西交通路线的考证五代时期,除人们所讲的五代十国而外,还有许多小的政权和王国。李茂贞建立的岐国小王朝即其一也。李茂贞系李唐王朝的旧臣,在光启三年(887年)率军攻灭李昌符后,遂据风翔。朱温     

失败者的荣耀

失败者从一开始就和整个王朝的风格格格不入。这个失败者,姓王,名安石。虽然是由武将创立,王朝的风格却一直保持着一种风流婉约的状态。前朝的那种中规中矩的城市格局早被打破,环绕着王朝的形容词,是生机勃勃的夜市, 是迤逦歌舞和缠绵词曲,是小楼深巷卖杏花。由下向上追溯,王朝的皇帝们也是风流而宽容的。第一个皇帝用丰厚的遣     

从缠足、女伎、婚姻看《水浒传》的女性观

在《水浒传》这部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的"草莽英雄"传奇中,女性的被妖魔化和被雄性化,青春女性美的被践踏和被侮辱使得全书弥漫着浓厚的道学气息和仇恨女性的畸形心理。作者对女性裹足的高声赞美和对女伎憎恨的深层意识里蕴涵了对蒙元王朝的抗争;梁山英雄对婚姻的远离则是对宋代享乐之风的批判。其实质是元代知识分子出路被封杀后作者对前朝灭亡的痛苦反思。     

宋亡之诗史 悠悠之哀情——汪元量诗歌简论

南宋爱国诗人汪元量,生于宋末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了南宋末代皇帝被俘和南宋王朝的灭亡,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屈辱生活。北上大都后,他虽被优待,但毕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心中满含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限哀愁。特别是在元兵野蛮的戏弄与歧视之下,他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作为亡国旧臣、受辱遗民,他的经历,     

北宋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的关系

<正>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回军开封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王朝,赵匡胤就是北宋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很显然,北宋王朝的建立是不同于我国古代史上其他几个著名朝代的。即不同于前期的西汉、东汉和唐朝,不同于后朝的明、清两代,这几个著名的朝代都是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农民起义的风暴摧毁了前朝的腐朽统治,沉重打击了原     

唐代长安的水路交通

关中自古不仅以经济发达而素有“天府”“陆海”之称，而且山河形胜雄甲天下，历来为逐鹿建都重地，战略地位颇为重要。。与周秦汉等重要王朝建都长安一样，唐王朝也把长安定为国都，自然有其对内对外策略的考虑，不过最被看重的恐怕还是关中的地理优势：被山带河，四塞之固，进可攻退可守。     

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和战关系略论

吐谷浑作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其立国的350年间,是一支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唐代之后,吐谷浑与唐王朝之间的和战关系对吐谷浑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相反,唐王朝正是看到了吐谷浑的价值所在,因而对吐谷浑的这种策略予以恰当的回应,这种策略反映在吐谷浑与唐王朝之间的和战较量当中,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吐谷浑最终的归宿。     

析南宋词中的“黍离之悲”主题

“黍离”是最早出现于《诗经》之中，其后具有了某种指称意义，成为一种具有稳定内涵的主题，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南宋词人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动，心中的爱国情感也随之波动。南宋前朝大多表现为慷慨悲壮，后期多表现为苍凉沉郁，并从个体关注社会。     

突厥册封中原“可汗”考

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时期,反用中原王朝"以夷制夷"之策,对中原王朝推行"以汉制汉"之策,先后在隋唐交替之际和武则天废唐立周期间先后多次册封中原"可汗",如隋唐之交刘武周被东突厥始毕可汗册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册封为"大度毗伽可汗",武周时期阎知微被后突厥可汗默啜册封为"南面可汗"。"以汉制汉"策略的推行,表明突厥统治者已精通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之术,通过适合自己的策略操控中原王朝,从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唐高祖李渊与武则天建国立都方式的共性分析

李渊与武则天都是天国皇帝,他们的建国立都方式存在着众多共性。这两位帝王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和后半叶,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对前朝构成都城的重要元素,诸如三大朝、宗庙、社稷、中央衙署及陵墓区等场所和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易,使其在礼制上和政治上符合新王朝的需要,同时,也使这些改易后的诸元素成为新国家新都城的象征。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之史料来源与史学价值探析

《经世大典》是元代编纂而成的一部政书,由于原书早已散佚,学界对该书史料来源与史学价值的分析探讨鲜有涉及。就现存佚文分析,该书史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部门档案公文、元人著作与大臣献书、口头文献、前朝文献四类;其在研究元代典章制度、探讨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校勘元代史籍、分析元王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试论明初的经济政策

在封建社会里,每次较大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统治者采取的经济政策,究竟是让步还是反攻倒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历年来,史学界同志作了不少研究,由于对新王朝的政治、经济及其和农民战争的关系认识不一致,因此在具体论证这一问题时,意见是大相径庭的。最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统治者吸取前朝覆亡的经验教训,不得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若干改良和让步,因而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否定。另一种认为,农民造地主的反,地主阶级必然要进行反攻倒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农民战争后新建立的王朝,既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其政权阶级实质表明,它对农民只能是反攻倒算,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或改良措施。对新王朝的政策,绝对化地说成不是让步就是反攻倒算,都是值得商榷的。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地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执行的政策是有差异的,必须作具体分析。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统治者推行的政策,一般说来,既有让步,也有反攻倒算,两者往往是     

析南宋词中的"黍离之悲"主题

"黍离"最早出现于<诗经>之中,其后具有了某种指称意义,成为一种具有稳定内涵的主题,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南宋词人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动,心中的爱国情感也随之波动.南宋前朝大多表现为慷慨悲壮,后期多表现为苍凉沉郁,并从个体关注社会.     

武周末年之政治秩序与朝臣活动探微

武后晚年亟欲构建李、武双方平衡共存的政治秩序。细绎正史书写的微妙差异,再结合相关史事,可明晰李重润之死实因违背了武后“李武共存”的意愿。经此事件,武后对李唐旧臣的态度由温和安抚转为猜疑防范。保证嗣君为李姓,最终回归至李氏为天子的政治传统是唐臣对武氏认同的界限所在。王同皎墓志与传统史书似乎都表明唐臣的“匡复之计”是早有酝酿的,从“匡复之志”的理想到“匡复之计”的实践,唐臣的政治理想愈发明朗。臣子之“常道”是李唐旧臣所奉行的圭臬,他们竭力地践行其维护李唐皇嗣、延续唐祚的政治责任。以此言之,李唐旧臣对其人臣责任与政治理想的实践可视为神龙政变之另一面相。     

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

正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统治者在总结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后对文化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的格调。但历来文学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及所在的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汉朝社会的衰落,汉文学结束了她铺张扬厉、巨丽辉煌的风格,她关注的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对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述；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看北宋“以茶治边”的经济逻辑

北宋时期“以茶治边”策略颇有时代特色和创新性。从需求侧来看,这一策略根源于茶在边民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性。一方面,茶是少数民族政权或部族官方对外礼仪和对内赏格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是促进人际交往、追求精神享受的文化消费品。就供给侧言,宋王朝把茶叶贸易作为一种安全性、垄断性且能以至轻易至重的交换行为,使之成为羁縻各族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以茶治边”策略既是中原与边疆商贸往来日益兴盛的结果,也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必然产物。     

刘裕的猜忌心理与用人政策探析

刘裕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和根除后患大杀功臣异己,成为关中失守和尔后宋魏战争刘宋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裕出身低微,担心高门士族不能屈尊拥戴他,于是大杀士族豪强以树立朝望;惟恐晋司马氏复辟,于是对其诛戮不已,造成其后国内政局动荡、树立死敌;刘裕首开杀害禅位皇帝和残害前朝宗室的先例,使其后代自食其果。刘裕因猜忌杀害功臣名将的衣钵被其后代继承,重用宗室政策,成为宗室叛乱和骨肉相残的根源。这些都加速了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